当春意在江南渐渐浓郁起来的时候，原来因为北地传来的坏消息——虽然忽必烈在打肿脸装胜利，但是江南的士大夫们还是习惯看图说话，地图上谁的地盘变大了，一定是胜利者，反之肯定打了败仗——而变得沉闷烦躁的气氛，也突然变得有点轻松欢乐了。

    西湖之上，又是处处莺歌燕舞，冬天时愁眉苦脸，一副忧国忧民样子的文官，此刻又成了风流才子，和临安青楼瓦肆里的佳人们乘坐画舫同游西湖了。

    临安的茶馆酒楼，这时也生意兴隆起来，每天都顾客盈门，而且客人们的出手仿佛也大方了几分。跑堂的小厮一日下来，都能有几十个铜钱的小费。刚刚从随州开来的六千楚勇，这些日子也是精神抖擞的在御街和各个城门口巡逻。看看他们身上披着的厚重坚实的步人甲，手中泛着寒芒的长枪，还有那种带着杀气的沉稳步伐，就比昔日护佑临安城的三衙兵强了不知多少！

    看来这书生掌兵还是有道理的，光是李庭芝练出来的楚勇，恐怕就比大宋任何一个武夫教养出来的兵士要强了许多。据说这些随州募来的楚勇不仅个个武艺精熟，而且每日还有随州籍的士子给他们将圣人的道理——可是真正的大道理，还是由真正的士子在讲。现在大宋的团练讲究的是书生带兵，大部分的军官都是士子，士兵又是他们的佃户或同宗，是被当成弟子教养的。这样用圣人道理教养出来的军队，怎么都不会弱于那支入了魔道的北明叛军吧？

    若大宋有二三十万这样的精兵，北伐中原不谈，保住江南一方太平应该是不难的。

    不过在这个春天，最让临安城内的文官们感到舒心的，还不是这支刚刚崭露头角的团练军。而是正在回升的米价！这一轮米价下跌是始于四年多前的临安之变。陈德兴冲冠一怒为红颜，打掉了大宋国的表面统一，造成了十五镇节度使的割据局面。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

    首先，在临安之变中表现拙劣的八万三衙兵被全部遣散！每年可以节省下相当于几百万贯铜钱的军费开支。

    其次，四川、京湖、两淮的方镇兵费不再需要朝廷全部承担。因为这些方镇已经不再是大宋天子的“御前大兵”，而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的开支自然要靠各自的兵头自己想办法了。

    以上这两点变化，每年替南宋朝廷省下来的军费，就有数千万贯之巨！而且自临安之变后，大宋和蒙古的三十年战争也正式结束。四年以来，国家就一直处于和平之中，战争费用和各种赈济难民的开支，也都降到了最低。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南宋的财政连着几年出现了少有的平衡局面。而财政平衡也就意味着南宋朝廷不再需要发行大量的会子搜刮民财。不仅如此，中断了几十年的会子赎回也在两年前恢复——就是用铜钱或新一届会子赎回早期发行的会子，当然是要狠打个折扣的。会子这种纸币有些奇怪，理论上是会定期打折赎回的。有点像是一种可流通负利率债券。不过自打蒙宋战争开打，赎回会子的事情就像是个传说了。

    几十年来，会子只发行不赎回，实际价值自然一跌再跌，而朝廷又用会子“和买”民间财货，等于变相加税，此举不但造成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最直接体现，就是作为生活必须品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

    而随着会子赎回的重新启动和和买制度的基本取消（并不是完全取消，而是因为没有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应，和买的东西便越来越少了），南宋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自然也就迅速转为了通货紧缩。

    而且由于战争的结束和四川、京湖、两淮粮食生产的恢复，江南粮食市场的供应空前宽松。因此四年以来，粮价就不断走低。而粮价的下跌对临安、泉州等大城市的居民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他们是粮食的消费者嘛！

    对于占南宋人口多数的佃户来说，粮价下跌虽然不是好事，但是损失也不很大。因为南宋流行的是实物地租，而且佃户所得仅够糊口，地主若再逼得太紧，他们弃佃出逃可就麻烦了——现在各个方镇都在想尽办法招诱农民去他们的地盘上开垦种地，佃户要是跑了去，那真是皇帝老子也没办法可想的。

    所以这粮价下跌的所有损失，就只能由地主阶级来承担了。这天下稍稍太平，老爷们的荷包却是缩了水。不管下面的老百姓是什么想法，在大老爷们心目中，荷包缩水总是坏事情。不过今年开春以来，形势似乎有了扭转，米价止跌回稳！

    先是秋天在镇江交割的迟约价上涨到了一贯又八十文以上。这可就已经高于镇江现米价格了，而南宋粮食市场上迟约价通常是低于现货价的。于是，在迟约全价维持一贯又八十文以上一段时间后，现货价格也开始节节攀升。镇江的现米价格，很快就突破了一贯又一百文。

    可是就在大家以为米价不会继续上涨之时，秋季交割的迟约米价（含定约钱的全价）再次飙升，很快突破每石一贯又二百文的高价！

    也就是说，一张百石糙米额度的秋季镇江交割迟约的价值，已经从原来的近乎废纸，一下子暴涨到了每张15贯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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