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临安的手工业，就不能不提和文化艺术休戚相关的出版印刷业了。

    大宋朝廷对于文字的态度是比较宽松的，基本上没有兴过文字狱——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禁书，就是后世自由民主的米帝也是有禁忌的。也不是说没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倒霉，就是后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时代，也有一些人因为话说的不好而遭殃。

    在大宋朝的历史上也有两桩比较出名的“文字狱”，一个是“乌台诗案”，主角是苏东坡，因为写诗得罪了当时执政的新党，因而被逮到御史台问罪，最后……当然没有杀掉了，悲惨的成了黄州团练使——这是个虚衔，专门给被贬的文官傍身，让他们可以有地方领一份薪水，免得饿死。

    第二大“文字狱”是“落梅诗案”，当事人叫刘克庄，因为一首《落梅》暗讽南宋朝廷偏安东南而倒霉，被闲废十年。不过现在已经咸鱼翻身，早就出来当官了，官阶比陈德兴可大多了。

    而且，宋朝的两大文字狱牵连的人物并不多，也没有听说有谁因为藏有苏东坡的诗或是刘克庄的诗而获罪的。总的来说，宋朝关于文字出版的管理比较宽松，而且有明确的红线——什么书不可以公开出版是有明确标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印书刻书的生意自然就火爆起来行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到了南宋，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就在临安御街中段的棚桥一带。沿着御街，都是一间间规模在后世来说也相当之大的书店。名字都是某某堂，非常雅致。门口当然也没有胡姬叫卖，只有一些书生打扮的人在摆摊卖字、卖画、刻图章。老老少少的一大堆，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生意，很热情的吆喝，摊子前面也有不少顾客流连。还有一些则显得腼腆，不大会做买卖，摊子前头有点清冷。

    “在这里摆摊儿的都是书生，冷清的摊子大多是来临安大比的举人们摆的……”小公主赵琳儿现在还是一副书生打扮，只是头上的束髻冠变成了儒巾，看上去就是个萌萌呆呆的小书生。她似乎已经忘记了昨日的尴尬，正笑眯眯的在给陈德兴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批发来的故事。

    其实她讲的事情，陈德兴都是知道的，他这一世就在临安长大的嘛！临安这里三年一次大比，大比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各地的举人赶来，住到二月份参加春闱会试，三月会试放榜，高中者还要参加四月的殿试，通过了殿试就是东华门外唱名的好男儿了。而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加起来好几个月，这些赶考的士子若是家业不丰，就只能在临安找点来钱的路子了——毕竟临安的生活费是非常高昂的，万物皆贵，如果还要交游士林拉一下关系的话，没有几十贯上百贯铜是应付不了的。

    而这个时代的举人老爷，却大多清贫寒酸，远远比不上明朝、清朝的举人显贵。

    因为，明清两朝的“功名”是从秀才开始的，只要中了秀才就高人一等，可以免除税赋徭役。至于举人老爷更是了不得的存在，可以交游士林，勾结胥吏，把持乡里，俨然一方土豪！

    而在宋朝，秀才只是下面的人随便叫叫，并没有朝廷授予的功名，更无任何优待。举人则是一个参加会试的资格，而且是一次性的，考完拉倒，考中了就东华门外唱名，从此就是大宋的民之父母了，考不中就是措大一个……要是累试不第，那就是个人见人嫌的穷措大。如果不是豪门世家出身，几次赴临安会试不中，往往是耗尽家产，一贫如洗。

    而所谓的士子风流，在宋朝只是属于极少数豪门士子的，像陈德兴的亲爹还有亲大哥这种级别的士子都不咋地风流。而绝大多数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譬如在临安御街上摆摊的这些人，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是根本风流不起来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大宋的士子大多不风流，才使得宋朝经济可以比明清两代更加繁荣！宋朝的百万士子没有功名可倚，没有特权可享，因而无法变成一个不事生产的阶级——在宋朝，只有官户才有一定的免税和免役特权，而官户数量毕竟有限，整个大宋的文武官员加一块儿不过几万人。在将近一万万的人口中占比不过千分之几，算是官眷，顶天就是几十万而已。

    所以绝大部分士子，根本没有条件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和经营，必须承担赋税和徭役。而宋朝的工商业无比繁荣，其实和大批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士子在科场失意后参与到生产经营中不无关系——他们没有条件成为寄生阶级，只能将自己的智慧和财力用到生产经营上去！

    在临安棚桥一家名为世彩堂的书店外摆了个水镜摊儿的屈华杰就是这样一位失意士子。他已经过了而立，少年时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梦早就被残酷的现实给粉碎了。在两次赴临安大比名落孙山后，家财散尽的屈华杰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朋友的介绍下，拜了一个打磨水镜的手艺人为师，在临安棚桥摆摊干起了制作眼镜的买卖，后来还把师傅的女儿娶回家，还接过了摊子。因为手艺出众，价钱又公道，而且参加过两次会试的他又能和顾客（大多是文官）聊上几句，有了这些官老爷的看顾，临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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