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电视新闻上经常出现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消息，为了追回文物经历多少困难，还有爱国人士在国外高价收购等等。

    能弄回来一件文物都要在新闻上播报，可见应该是真的不容易。

    那时候的林子轩只是一介小民，看电视的时候感受不深，骂两句文物贩子也就过去了，反正他也做不了什么。

    穿越之后，他和古董行业接触的不多，他不懂这个，也没有附庸风雅的爱好。

    林家说到底是商人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林子轩算是个异数，一不小心成了文学家。

    但他是冒牌文学家，对于这个时代文人认为风雅的事物都不怎么感兴趣。

    不过，他虽然不了解上海的文物市场，却有所耳闻。

    比如，上海《新闻报》的大股东加拿大人福开森就喜好收集中国文物，此人自1887年来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收集了数千件中国古玩。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早已有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抢掠无数文物。

    根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记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这只是一个开端。

    中国的这些文物被带回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高度重视。

    西方的文物贩子和学者们不顾风险的蜂拥而至，他们要来东方抢掠宝藏，甚至有西方的博物馆开出中国文物的收购单据，明码标价。

    那些士兵不识货，拿古籍当砖头，但这些文物贩子不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一些外国商人还在北平、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

    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

    于是，双方勾结在一起，大量文物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运到了国外。

    清朝末年，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以搜集中国文物出名，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卸任后他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

    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就是由他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导致文物外流畅通无阻。

    久而久之，这些外国的文物贩子不满足于市面上的古董。

    为了牟取暴利，找到更有价值的中国文物，他们和中国国内的盗墓贼联合起来，开始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盗墓挖掘。

    形成了盗墓销售运输一条龙的文物走私产业链。

    丁闻江曾见过类似的情景，说起来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

    因为不光有盗墓贼参与其中，还有各地的大小军阀为外国人提供方便，甚至这些军阀都参与盗墓，换取钱财。

    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军阀盗墓事件要算是孙殿应于1928年在河北遵化的疯狂盗墓行为。

    他选了两座陵墓，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在林子轩的记忆中，有两处地方的文物流失让他印象深刻。

    一处是敦煌的莫高窟，一处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后世，他看过余秋羽写的《文化苦旅》，其中第一篇叫做《道士塔》，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故事，里面的那位王道士让人痛恨不已。

    王道士原本是位普通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负责看守莫高窟。

    有一天，他偶然在莫高窟的一个隐秘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他并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便拿了几卷经书送给县长，县长又送给了甘肃学台。

    这位学台是位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便建议送到省城保管，但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犹豫了。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这位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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