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还是那个北平，不过林子轩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子轩了。阅

    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

    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讲了一通大道理，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

    这样做并没什么错，他和徐至摩是同学，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

    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但礼不可废，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尊老是中国的传统。

    这一次，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却和蔼可亲了许多，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

    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浮浮沉沉数十载，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

    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改革派。

    时代变迁，几十年过去，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

    这几年，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宣扬传统文化。

    1918年，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

    于是，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

    在这方面，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

    他愿意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

    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

    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担心林子轩太年轻，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特意叮嘱一番。

    “我活了这么多年，看明白一件事，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都有私心。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梁启朝总结道，“不要相信他们，咱们还是要靠自己。”

    林子轩点头答应。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是国家之间，利益才最重要，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

    他和徐至摩离开。

    经过年前那场“联俄仇俄”的争论，徐至摩名满京城，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

    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

    在《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后，徐至摩沉稳许多，做事更为内敛了，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

    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误导青年。

    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说出的话更有分量，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越是如此，越要谨言慎行。

    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

    此人叫做李达钊，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

    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并写有《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让他压力倍增，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看一看，过悠闲的二人世界。

    只是，这个想法有点奢侈。

    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

    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

    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

    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

    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

    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侃侃而谈，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

    那些旧日的小姐妹，命运各自不同，有人如意，有人落魄，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感慨不已，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各种攀比和炫耀，令人不忍直视。

    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

    相比较而言，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

    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

    有了第一套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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