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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