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去世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此时孙仲山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双方是合作关系，他还派了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

    苏联则给孙仲山提供资金和武器上的支持，赞助了200万卢布支持孙仲山的北伐战争。

    即将在广州成立的黄埔军校也有苏联的参与，苏联的军事顾问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解决了黄埔军校创建初期的各种困难。

    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列宁更是他们的榜样。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进行了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就认为这是中国除了学习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方向，而且有了成功的先例。

    于是，在列宁的死讯传入中国后，不少报纸都出现了怀念和介绍列宁的文章，上海的多家进步团体发起了悼念活动。

    他们还准备举行悼念大会。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在租界内的影响并不大，西方社会对苏联抱着警惕的态度，北洋政府的外交权一直受到西方各国的挟制。

    直到1924年5月份，北洋政府才和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上海大学同样发起了悼念活动，为此丁灵和她的同学们都参加了对列宁的悼念，还在大街上发传单，进行宣传。

    她邀请林子轩参加，林子轩想了想，没有去。

    其实，在这个时代，参加悼念列宁的活动没什么，只是他觉得自己和列宁不怎么熟悉，没必要凑那个热闹。

    他倒是想起了在后世流行了一阵的苏联文学。

    林子轩曾经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女主角冬妮娅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大多以描写十月革命为主。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展现了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

    但也有一些不关心政治的文学团体，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

    当然，这些人有点不合时宜。

    从后世的角度看，只有真正反应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些歌功颂德的小说迟早会被人遗忘。

    林子轩印象深刻的有一篇叫做《日瓦戈医生》的小说。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创作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了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

    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

    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小说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因此，这本小说在苏联被禁了。

    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偷运出境，并在米兰以俄文发行。

    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的版本，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另外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肖洛霍夫展示了1912到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但作者被不少苏联文艺评论家批判为“异见分子”、“布尔乔亚的同路人”，说他是在宣扬“富农思想”。

    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

    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这可能和他在每一个重要时期都站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都有过交锋。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对此反应强烈，苏联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往领奖之后才恢复其会籍。

    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

    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

    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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