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偌这个人说好听点是自尊心比较强，说难听点就是好虚名。￥℉，

    他之所以发牢骚，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人请客，那帮人一直在追捧胡拾，而冷落了他，这让他难以忍受。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胡拾差，不该是这种待遇。

    于是，在1922年8月份，郭沫偌和胡拾又隔空对骂起来。

    起因是郁达浮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他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加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倭铿所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

    这原本没什么，指出别人翻译错误非常正常，但他说的话比较气人。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显然是在指桑骂槐，因为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讲学的时候，正是胡拾陪同左右。

    然而不巧的是，郁达浮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

    胡拾就在《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加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浮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

    随后。郭沫偌就翻译的问题加入论战，胡拾这边也进行反击。

    看起来大家讲的是翻译问题。其实还是在争名气和地位。

    创造社刚刚成立，想要出人头地依靠打击名流无疑是一条捷径。如此还能引起关注。

    在这期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也是龌龊不断。

    比如，郭沫偌说沈燕冰跟“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在那里白描空吠”。

    但沈燕冰比较淡定，仅仅回复了一句。

    “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这个时期的创造社为了提高知名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四处找人论战，有种要和天下英雄一决高下的意思。

    胡拾听到创造社有些皱眉，论战的事情已经过去，但心里总难免存有芥蒂。

    “沫偌他们也是新文学的人物，便一起邀请了吧。”胡拾最后说道。

    此时的创造社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成仿伍要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的教官。

    因为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休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浮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长，所以就推荐郁达浮接替他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

    郁达浮即将到北平教书。

    创造社的三人收到邀请颇为惊讶。他们知道胡拾和林子轩要办一场文坛聚会，这件事在上海文化界闹的沸沸扬扬。

    以他们两人的影响力，这场聚会一定是文坛名家汇聚，甚至政商两界的名流也会出席。

    谁会被邀请成了这两天报纸的热门话题。

    郭沫偌清楚自己和这两位都有矛盾。觉得不可能被邀请，还讽刺说那是上流社会的游戏，咱们乡下人参与不起。

    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收到了邀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如今在文坛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如果这场文坛盛会没有了创造社的加入，那还算是盛会么？

    这样想着。他心里舒服起来。

    林子轩此时颇为头疼，同样是为了邀请人选的问题。

    他原本只是想搞一个小型的沙龙。但在媒体大肆的渲染下成了上海滩的一件盛事。

    很多文化界的名流似乎把这次聚会当成了展现身份和地位的舞台，如果其他人被邀请了，他没被邀请，那说明他的地位不够高。

    所以，一些还没有收到邀请的人物纷纷找人给林子轩打招呼，一定要邀请他。

    这是一个脸面的问题。

    不少没有资格参加的人也想尽办法的混进来，寻找机会，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身价，还能结交文坛的大人物。

    就连政界和商界的名流也来凑热闹，刷一下存在感。

    当热衷于拍电影的丁灵也跑过来要参加聚会的时候，林子轩觉得事情正处在失控的边缘，丁灵的理由竟然是想见识一下什么是上流社会。

    胡拾和徐至摩倒没什么，他们是客人，安排的事情都落到了林子轩的身上。

    好在有平禁亚帮忙，他非常喜欢组织这样大型的活动。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提升万象书局的形象，也能让他跻身于社会名流之中。

    最终，邀请的名单达到200多人，囊括了上海滩将近一半的社会名流，这些社会名流还可能带着朋友，具体的人数无法估计。

    林子轩只好包下和平饭店的汇中厅作为聚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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