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 泰戈尔与新文学

    林子轩看得出，梁启朝和胡拾他们对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非常重视。

    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当然，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的不大一样。

    当外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时，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

    中国的近邻日本，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从而变得强大。

    于是，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在这种思想下，一代代的中国人前往欧美等国留学，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期望能够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推崇备至。

    新文化的开端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指的是数学和科学。

    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

    所以说，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都是好了，只要中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强盛起来。

    从后世的眼光看，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否则后世也不会对外开放了，但过于偏颇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他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他在欧美等国受到追捧，当中国的学者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让中国的学者既羡慕又好奇，想知道这位诗人是怎么做到的。

    从这里也能知道为什么林子轩的小说在美国受到追捧，会让他在国内的名气直追鲁讯和胡拾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一直有着文化往来。

    印度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和中国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在这种相同的境遇下，中国学者希望能从泰戈尔这里得到些什么。

    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

    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

    不可否认，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

    也就是梵我合一。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信奉神灵，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

    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这种“神学”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

    胡拾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

    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整理国故”大加批判，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不时讽刺两句。

    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分裂就在眼前。

    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

    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

    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后世来看，客观的说，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

    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第一站肯定是上海，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

    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身份比较合适。

    林子轩答应下来，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在礼节上要尊重对方。

    这场晚饭用的时间比较长，聊的比较兴起，喝的有点多，大家都有些微醉，自然不可能再去看夜潮，万一掉进钱塘江就麻烦了。

    所以，胡拾和曹诚映一起离开，其他人也各自或者回家，或者找朋友。

    徐至摩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是位实业家，徐氏世代经商，早年继承祖业，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1897年与人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裕通钱庄。

    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还创立了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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