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来到了上海。

    因为在德国受到了谋杀的威胁，他从七月份开始离开柏林，进行了一趟环球访问，沿途访问了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日本。

    上海并不在他访问的城市之列，只是在前往日本的时候途径了上海。

    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讲学，乘日本船“北野丸”号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抵达上海。

    也就是在这一天，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通知爱因斯坦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后，他在上海“一品香”吃饭，到上海“小世界”听昆曲，游览城隍庙、豫园等地。

    下午6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画家王振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尔、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

    上海方面出席这次宴会的除王振外，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兵、总编张计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仁、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拾夫妇及其女儿应惠德等人。

    宴会晚上九点结束，凌晨时分，爱因斯坦就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这次爱因斯坦在上海逗留的时间极短，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各家报纸都刊登了爱因斯坦的消息，主要还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林子轩并没有参与其中，11月13日晚上他去了上海大学教师的聚餐会。

    主要原因是这次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是日本改造社邀请的，在上海的行程安排也是日本人主导，林子轩和日本人的关系颇为僵硬，也就没有去凑热闹。

    爱因斯坦在日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也是唯一邀请过爱因斯坦讲学的亚洲国家。

    日本是以国家元首级的礼节来接待爱因斯坦的，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在皇宫里隆重接见了爱因斯坦。

    他在东京的第一场讲座，就有近2500位民众买票出席，接下来又在多个城市举办了讲座，几乎场场爆棚。

    日方按照门票的收入给爱因斯坦提成，最后总共给了他2000英镑的酬薪。

    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五周，共获得5000美元左右的报酬，可谓是获利丰厚。

    爱因斯坦于12月27日乘坐“榛名丸”号返回欧洲，31日上午11时再次途经上海。

    这一次，上海的各国使节和中外学者们更为热情，邀请爱因斯坦在上海演讲，并和中国知识界的精英进行交流。

    没有了日本人的介入，林子轩作为上海的社会名流，也参加了欢迎晚宴。

    其实，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赔事先得知爱因斯坦访日的消息，就通过中国驻德大使馆向爱因斯坦正式发出邀请，希望他能顺路来北大讲学。

    1922年6月下旬，蔡元赔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的回信，信中爱因斯坦欣然同意访问日本结束后，到北大做两个星期的访问，并提出了很高的酬金要求。蔡元赔通过多种努力终于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他和北大这边热切盼望着爱因斯坦的到来，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可是到了1923年元旦这天，蔡元培收到了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自日本的信，告知他把计划访问中国的时间用在了日本讲学，因为下面还要去西班牙等国访问，取消了北大之行。爱因斯坦算是放了北京大学的鸽子。

    在31日晚上的欢迎晚宴上，上海的学者名流们济济一堂，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这个话题可以说是科学界的热点，也是爱因斯坦的重要研究成果。

    林子轩不由得在心里吐槽，就算爱因斯坦讲了相对论，在这个时代的科学界，也没有几位科学家真正能明白。

    就算来自后世，林子轩也不懂相对论，和这位大科学家没什么共同语言。

    而且，他也不敢和爱因斯坦交流太多。

    这可是一位绝顶聪明的科学家，林子轩怕自己说出什么来影响到这位大科学家未来的研究方向，对于这种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想想看，万一因为林子轩和爱因斯坦说了大炸弹的事情，让德国人先研制出了原子弹，那这个世界如何发展就很难想象了。

    所以，他只是在远处看着。

    此时的爱因斯坦还没有以后那种疯狂科学家的造型，看起来较为正常，他才43岁，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正是人生最为风光的时候。

    在和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思维清晰，谈吐得体。

    看的出，他似乎不太想谈论科学方面的话题，可能是觉得我就算说了你们也听不懂，就不太想解释，反而对中国的事情颇为感兴趣，不时询问上海的民生问题。

    但中国学者不愿意放过这个了解最先进科学理论的机会，依旧抓住相对论不放。

    后来，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这样描述在上海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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