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种争论和林子轩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旧思想和新思潮的矛盾积累到了需要爆发的时候，他的小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罢了。

    这是青年人对于包办婚姻的抗争，老年人对于自身权威的维护。

    如果没有一方退让，这场争取婚姻自由的浪潮就不会停歇。

    为此，有记者向林子轩询问了他对于婚姻的看法。

    面对记者，作为留学归来的有为青年，林子轩自然要支持婚姻自由，这是社会的大趋势，当然他也劝说青年人要有理、有据、有节的和家人进行沟通，不能鲁莽行事。

    这是较为稳妥的回答，不保守，也不激进。

    说起来，他和冯程程也是包办婚姻，连婚期都已经定下了，不过两人的相处还算融洽，没有太多的矛盾。

    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住在一起的缘故，繁琐的日常生活是婚姻的大杀器。

    林子轩在后世看多了男女们在婚姻上随便的态度，闪婚和离婚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他对民国时代的人如此激烈的讨论婚姻没什么代入感。

    过不下去离婚就是。

    但在这个时代离婚对女性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和休妻是一个意思。

    就算在后世，生活在农村中的人也极少有离婚的。

    这让他想起了一本书，叫做《围城》。

    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真是婚姻的最佳写照，或许可以把这本书写出来，给这次婚姻大讨论做一个注脚，不过围城的时代背景在三十年代，需要略作修改。

    不少人不是说他不写关注国内生活的小说么，那《围城》恐怕要再次打脸了。

    结束了记者的采访，林子轩都在考虑要不要低调一点，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记者眼中的新闻人物。

    1922年5月14日，胡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林子轩在上面有署名，这份政治主张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不仅是因为下面署名的人名气大，而是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知识分子阶层第一次发出了变革的声音。

    为此，林子轩没少被记者采访。

    他的小说引发了社会热点，他在复旦大学讲授的《红楼梦》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胡拾在北平发文支持林子轩对红学的研究，认为用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红学，将是红学的一次重大革新，是对旧红学有力的反击。

    很明显，这是他们两人在互相吹捧。

    在文坛就是这样，大家你捧我，我捧你，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此名气就上去了。

    一时间，林子轩的“新文学三杰”的名号似乎越来越被认可了。

    在红学界甚至有“南林北胡”的叫法。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成了他声名大增，俨然是社会名流的感觉，以前他出现在上流社会，是因为他是林家子弟，现在则是因为他是文学大师林子轩。

    在上海，关于婚姻的讨论越闹越大，而且渐渐偏离了原本的方向。

    有好事的记者开始探查社会名人的婚姻状况，想要给自由婚姻和包办婚姻的优劣寻找佐证，可这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很多名人的婚姻都有问题。

    这些人大多或明或暗的都有几个老婆，特别是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名人，成为重灾区。

    很多人在日本的时候都娶过日本女人或者和日本女人有同居关系，与此同时，在国内还有妻子，甚至是还和身边的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在民国法律规定一夫一妻的情况下，这些人不能以身作则，让舆论哗然。

    这次事件牵扯到不少大人物，刚刚崛起的文坛新星郭沫偌也被牵连其中。

    因为郭沫偌在日本和老家都有妻子，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普遍存在，一般大家都心照不宣了，可这次却被记者给捅了出来。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这是郭沫偌在一封信中的言语。

    在《女神》中，郭沫偌充满激情，高声呼吁变革，推翻旧世界，创立新时代，以青年人的革命导师自居。

    可事实上，他没有那么的激进，更多的是喊喊口号，这让不少热血的青年颇为失望。

    一些上海滩的花边小报趁着这个机会弄了一份排行榜，列举了上海滩的青年俊彦和大家闺秀，让读者玩配对的游戏。

    这些大家闺秀按照容貌、家世和名气来排名，而青年俊彦则是按照才学、家世和财富来论定，所谓郎才女貌，大抵如此。

    在女子方面排在第一的是盛七小姐，盛爱怡。

    盛家是上海滩的顶级家族，资本大鳄，林家和盛家相比，只能算是二流家族。

    盛爱怡是上海滩最大的资本家盛宣淮的七小姐。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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