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来。

    创作派是指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再次创作，其实就相当于《红楼梦》的同人小说。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国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析《红楼梦》，从而探讨小说的美学和伦理学的价值。

    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他研究的角度较为特殊，算是自成一派。

    林子轩把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大致梳理了一下，发现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不大适合在这个时代讲，它其实属于红学中的探佚派。

    刘新武毕竟只是个作家，而不是红学研究家，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文学家的臆测和想象，没有实质的证据。

    红学研究太过广博了，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很难说服其他人。

    就算在后世，还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个姓曹的人，曹雪芹只是个虚幻的人物，而高鹗也没有续写《红楼梦》，《红楼梦》是完整的。

    所以说，在文学研究上，各持己见是很常见的现象。

    林子轩没打算写一本让各方都信服的红学专著，除非他能穿越到曹雪芹的时代，亲眼看着曹雪芹写书，然后记录下证据来。

    即便如此，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

    他打算沿着考据派的道路走下去，以后世周汝倡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为基础，加上一些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汇成自己的讲课内容。

    周汝倡算是红学研究的大家了，是考据派的集大成者。

    林子轩只要在大方向上不出错，有了脑海里的记忆，在大学里讲讲《红楼梦》还是没问题的，反正就是应付一下差事。

    因为比较忙，他准备每周到复旦大学讲一节课，算是学生的选修课。

    在他搜集资料备课的时候，《寻秦记》的连载结束了。

    作为穿越小说的鼻祖，《寻秦记》刚开始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后来就沦为了消遣小说，这和它的内容有关系。

    说到底，它就是一本爽文。

    除了穿越这个噱头外，并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无法得到文坛主流势力的认可，就连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大有不如。

    毕竟，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主流。

    当《寻秦记》的新鲜感过去，就只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读者了，这批读者正是《通俗小说周报》的订阅用户。

    《寻秦记》的结尾处，项少龙和秦始皇反目成仇，只好远走北方草原。

    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项少龙的孩子改名字叫做“项羽”。

    虽然小说结束了，但读者看到这个结局，认为应该会有续集，讲述项羽推翻秦朝的故事，这种设定想想还是很吸引人的。

    然而，《通俗小说周报》上刊登了作者黄毅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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