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朋友，”他说；“你有权利保持缄默。”

    “我应该谈出来。”

    “那么，坐下吧。”

    “不，我要站着。”

    “你说吧，”史密斯说。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他没有戴帽子，两手交叉在胸前，摆好了这种姿势，然后，就好象逼迫着自己似的，开始用一种暗哑的嗓音讲起来，在讲的过程中，他的听众一次也没有打断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苏格兰贵族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邓肯号停泊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37度的百奴衣角。游船上有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个英国陆军少校、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年前格兰特和他的水手们随着不列颠尼亚号一起失踪了。邓肯号的船长是约翰·孟格尔，船上一共有十五个水手。

    “游船到澳大利亚海岸来的原因是这样的：六个月以前，邓肯号上的人在爱尔兰海捡到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一张纸条，纸上写着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说，不列颠尼亚号遇险以后，还有三个人活下来，那就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个水手，这三个人流落在一个海岛上，纸条上注明着海岛的纬度，然而写着经度的地方却被海水侵蚀了，已经认不出来。

    “这个纬度是南纬37度11分，虽然不知道经度，可是只要不管大陆或海洋，一直沿着37度线前进，最后一定能够找到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国海军部迟迟不去找他们，格里那凡爵士却决定要尽一切力量把船长找回来。玛丽和罗伯尔·格兰特，这两个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联系。于是爵士的全家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准备乘邓肯号汽艇远航。邓肯号离开格拉斯哥，向大西洋进发，经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一直来到巴塔戈尼亚；他们原先看了纸条，以为格兰特船长被当地的土人掳去了。

    “邓肯号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亚的西岸登陆，然后游船开到东岸的哥连德角去等他们上船。格里那凡爵士沿着37度线横穿巴塔戈尼亚，一路并没有发现船长的踪迹。于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横渡大西洋，继续寻找。

    “邓肯号一路经过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和阿姆斯特丹群岛，但是都没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经说过，它到达了澳大利亚的百奴衣角。

    “格里那凡爵士打算象横穿美洲一样穿过澳洲，于是他登了陆。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人的农场，农场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里那凡爵士向爱尔兰人说明了来意，并且问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经有一只叫做不列颠尼亚号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一带沉没。

    “爱尔兰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沉船的事情；然而，没想到他的仆人中突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说：

    “‘阁下，谢天谢地！如果格兰特船上还有人活着，那么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亚一带。’

    “‘你是谁？’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和您一样，阁下，也是苏格兰人，’仆人说；‘我是格兰特船长手下的一个水手——不列颠尼亚号船上的遇难人。’

    “这个人名叫艾尔通。根据他的证明文件，不错，他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可是就在触礁的时候，他和格兰特船长拆散了，直到当时，他始终以为船长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颠尼亚号唯一侥幸脱脸的人。

    “‘不过，’他接着说，‘沉船的地方不是澳大利亚的西岸，而是东岸，如果象纸条上所说的那样，格兰特船长确实还活着，那么他一定已经被当地的土人俘虏了！我们应该到东岸去找他。’

    “这个人说话直率，看样子他很有把握：他的话似乎是不会错的。爱尔兰人雇用他一年多了，也证明他忠实可靠。因此，格里那凡爵士相信他是诚实人，就按照他的意见，决定循着37度线，横穿澳大利亚。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两个孩子、陆军少校、法国地理学家、孟格尔船长和几个水手组成一个小队，由艾尔通作向导出发了；邓肯号由大副汤姆·奥斯丁率领着，驶往墨尔本去，在那里听候格里那凡爵士的调度。

    “他们出发的那天，是1854年12月23日。

    “现在应该说明，艾尔通是一个叛徒，不错，他曾经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可是由于他和船长发生过争执，就企图煽动水手叛变，把船抢过来，因此在1852年4月8日，格兰特把他丢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上，自己开船走了。按照海上的规矩，这样做是正确的。

    “因此，这恶棍根本不知道不列颠尼亚号遇险的事情，他仅仅是听格里那凡爵士说过以后才知道的。他自从被抛弃以后，化名彭·觉斯，当了一群逃犯的头子。他所以大着胆子，一口咬定船是在东岸遇的险，目的是要把格里那凡爵士引到那儿去，使他远远地离开他的船，然后抢走邓肯号，用这只游船在太平洋上做海盗。”

    陌生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他的嗓音有些颤抖，可是他又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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