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几位家长讲述过后，局长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长真诚致歉，并表示一定会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承诺立即部署警力对案件展开调查。又经过再三安抚之后，局长安排专车将几位家长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韩印本想提议将王虹的父母单独留下问话，可又担心其他家长有想法，便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技术科送来红旗街道区域地图，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位都标记清楚，另外，南陵分局刑警队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红旗街道派出所所长，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局。

    孩子家长被送走不久，两位负责人便赶到了。他们俩此时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都低着头，喘着粗气，唯唯诺诺地站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挨批。

    局长暴跳如雷，指着桌上的案情记录，咆哮着说：“原本这些东西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结果现在是人家失踪者家属亲自找上门来，还闹到了市委，我看你们身上这身‘皮’是穿够了！”

    “其实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所长忍不住为派出所方面辩解，“每次接到报案，所里都会派出一定的警力协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来说，虽然不够立案条件，所里也出动了值班民警帮着找了大半夜。”

    “是是是，红旗街道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那里聚集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很大，各个家庭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孩子离家出走、跑出去玩几天又回来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一直都没往恶性案件方面去想。”分局刑警队负责人接下所长的话，为自己这方开脱着。

    “你们没往那方面想？结果呢？到底是你们没敢想，还是懒得想？先不跟你们废话了，等案子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局长瞪着眼睛说，“说说吧，你们都掌握什么情况？”

    所长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吐出口气说：“我们了解到，除最早的和刚刚失踪的女孩，其余的孩子都经常出入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两家网吧和游戏厅。我们去那儿调查过，有些人对那几个孩子有点印象，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玩的，没看见和什么人一起，至于失踪当日，没有人注意他们去没去网吧和游戏厅。”所长顿了顿，接着说，“整个红旗街道区域的树林、湖泊、公园等隐蔽的地方我们昨夜都找过了，还未发现最近失踪的女孩尸体，今天早上也无此类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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