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被谋杀。诺婉华几乎要对他大叫，那岂非意味着皮波一生的工作仅仅是研究一些畜生？并且他不是死于谋杀，而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只是为了利波的缘故，她才按捺住自己；他在主教面前坐着，唯唯称是，最后得以摆脱了对方，比诺婉华用争论所能做到的快得多地。

    修会的克里斯蒂女士则有帮助些，她问了一些关于当天发生的事件的聪明的问题，让利波和诺婉华在回答时处于不带感情地分析的状况。然而诺婉华很快停止回答问题。大多数的人们正在问猪族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件事；而克里斯蒂女士则是问皮波最近做了什么可能引起他被害的事。诺婉华知道得很清楚皮波做了什么——他告诉了猪族他从诺婉华的模拟中发现的秘密。但是她不提这个，而利波看起来已经忘记她几个小时以前在他们出发寻找皮波前匆匆忙忙告诉他的事情了。他对那个模拟甚至一眼都没瞥。诺婉华对此感到满意；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会记起这事来。

    克里斯蒂女士的盘问在市长跟几个帮忙收尸的男人一起回来时被打断了。尽管穿着塑料雨衣，他们身上还是湿透了，而且溅上了泥浆；老天保佑，血迹一定是被雨水全冲洗掉了。他们向利波的点头近于鞠躬，看起来全都带着几分歉意甚至是崇敬。在诺婉华看来，他们的尊敬并不只是人们通常对于死亡触及到其身边的人们所表现出的谨慎之态。

    一个男人对利波说，“你现在是异学家了，是不是？”答案就在于此了，在这个句子当中。异学家在神迹镇没有官方的权威，但是他有声望——他的工作是这殖民地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不是吗？

    利波不再是一个男孩了；他有要做的决定，他有声望，他已从这殖民地生活的边缘移到了它的正中央。

    诺婉华感觉她的生活脱轨了。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我应该在这里继续待几年，向皮波学习，还有利波作我的同学；那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自从她是殖民地的异种生物学家以后，她就得到了一个被尊敬的成年人的地位。她不是嫉妒利波，她仅仅是想要再跟他一起做一阵子孩子。实际上，是想要永远。

    但是利波不再会是她的同学，也不可能再是她任何意义上的同伴。她突然清楚地看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关注利波，关注着他说什么，他感觉如何，他现在计划做什么。“我们不会去伤害猪族，”他说，“甚至也不要管它们叫凶手。我们不知道父亲做了什么激怒了他们，我以后将试着去了解这点；现在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是这儿的外来者，我们一定是违犯了某些——禁忌，某些法律——但是父亲时刻准备着，他总是认为它是一种有可能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他死得光荣，就像军人死于战场，水手与船偕亡，他死于他的工作中。”

    啊，利波，你这沉默的男孩，当你不能再仅仅做一个男孩时你是如此的富于雄辩。诺婉华感到她的悲伤又再加倍了。她不得不让视线远离利波，看别的哪儿都好——

    然后她的视线落在了这房间里仅有的另一个没在看利波的人的眼睛上。这个男人很高，但是很年轻——比她还年轻，她知道，因为她认识他：他曾经是比她低一级的班里的学生。她曾经去找过克里斯蒂女士一次，为了给他辩护。马考斯·里贝拉，那是他的名字，但是他们总是叫他“马考”，因为他个头很大。又大又蠢，他们说，有时还直接叫他“考”，那是狗的一种粗俗叫法。她在他的眼中看到过阴郁的忿怒，有一次还看到他忍无可忍地大叫着，猛冲出去把一个折磨他的人打倒在地。他打得那人肩膀上打了一年多的石膏。

    当然，他们指控马考在没有被触怒的情况下就那么干——那是每个年龄的加害者的共同做法，把过失放到受害人头上，尤其当他还击了的时候。但是诺婉华不属于那群孩子——她跟马考同样是孤立的，虽然不是那么无助——因此她没有任何义务不说出真相。这是她为成为猪族的言说人的训练的一部份，她想。马考本人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从未认为这事对他可能是重要的，或是他可能会把她当成在他和其它孩子们的持久战中曾站在他一边的人而记住。自她成为异种生物学家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或想到过他。

    现在他在这里，身上沾着皮波的死亡现场的泥，头发被雨水粘在一起，面颊和耳朵上满是汗水，他的脸看上去就比平常更焦虑，更像野兽。还有，他正在看什么？他的眼睛只看着她，甚至在她直盯着他看时也一样。你为什么看我？她默默地问。因为我饿，他的动物似的眼睛说。但，不，不，那是她的恐惧，她对凶狠的猪族的看法。马考对我什么也不是，而且无论他怎么想，我对他也什么都不是。

    而后她脑子里灵光一闪，仅仅一下子。她为马考辩护的事件在他的意味和对于她是完全不同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可以说不是同一个事件。她的思维把这个同猪族杀害皮波的事联系起来，而这看起来很重要，似乎马上就可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但随后，主教领着男人们再离开到墓地去时，这念头在忙乱的交谈和活动中溜得无影无踪。这里的葬礼不用棺材，因为猪族的缘故在这里伐木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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