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心里也没底——他虽然是当世有数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却远不及堂兄王敦、王澄等人——深怕人心散乱，尤其南人趁机造反甚至是夺权，于是在司马睿驾前表现得泰然自若，还呵斥同僚：“乱贼尚远，卿等又何必惶惶若丧家之犬呢？”

    但转过头去，他便以弈棋为名，急召庾亮前来商议。庾元规从来冷面冷口，话很不客气，当即直截了当地道：“此番军败，虽陶士行必不能辞其咎，其由原在令兄！”

    王导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就问：“元规所责，是处仲兄？”

    庾亮当然啦，除了他还有谁啊——“本以令兄处仲为征讨都督，却不肯率军而前，只据守彭泽不动。陶士行等皆为南人，但求保安乡梓，安有下之志？所部亦皆扬州人，本土作战，或有一日之长，置于荆州，难保必胜。若不以我中国世族督押之，彼等岂肯奋战？则丧败本在情理之中啊。”

    王导笑一笑：“元规此言差矣——陶士行前任江夏太守，久在荆州，屡平叛乱，居功甚伟，怎能扬州人破不了荆州贼呢？”

    庾亮一撇嘴，当即开始扳手指计数：“陶士行之功，且待我为阁下详数之。初于江夏破义阳蛮张昌，为有刘和季在——若令兄处仲亲率陶某，自然也不至于覆军失地……”

    刘和季名弘，沛国人，乃西晋名将，他可以是发现陶侃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所以庾亮了，陶侃第一次打胜仗，那是因为有刘弘为其主帅，功劳得一半儿计在刘弘头上——以北驭南，当然能够打得赢啦。

    “次败陈恢，低品庶族而已；三败华秩，实为北人，在江南威望不著。此二者皆人心不附，地方侧目，自然丧败可期，则陶士行不过贪之功而已。”

    陈恢是荆州刺史陈敏的弟弟，庐江人。陈敏陈令通本是第一个想要趁着乱世割据江东的军阀，但因为出身太低，名望不显，故此遭到南方豪族的一致反对，最终群狼搏虎，死无葬身之地——司马睿趁隙乃得南渡。华秩华彦夏是平原人，时任江州刺史，不肯接受司马睿的领导，结果被王敦指挥着一群江东土著给讨平了。所以庾亮才，这两人本来就没有坐大的可能性，陶侃在讨伐战中立下的那点点功劳，根本不够瞧啊。

    “南人欲夺我兵权，故极言陶士行、周士达（周访）为能战之将，其实不过尔尔。据我看来，不如令兄处仲多矣。则若令兄处仲不肯临阵驾驭，彼等又岂能成功？”

    王导轻轻叹了口气：“此亦无可奈何之事……国家军队，不过三五万，岂可浪掷呢？”

    所谓“国家军队”，就是指的司马睿建康政权所可以牢固掌控的部队，目前除了建康守军外，基本上全都在王敦手里。魏晋时期有所谓“中外军”的法，中军就是中央禁军，外军是指地方戍守兵，倘若把建康政权当作朝廷来算，那么“中军”也就只有这三五万人，各郡国的“外军”则大多掌握在江东土著手中，或者因为地域因素，和江东土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用起来并不怎么让人放心——主要是不让他们王家人放心。

    再加上当时地方官和将领都习惯招募部曲，甚至连很多没有出仕的豪族大户也豢养私兵，江东武装力量的相当大一部分，还都是这些部曲、私兵。无论王导还是王敦，自然都会觉得唯有我王家的部曲私兵才靠得住，其他侨客的略逊一筹，至于陶侃、周访，乃至于什么顾家、贺家、周家、沈家的部曲私兵，我防备还来不及哪……

    故此王导很能够体会王敦的心思，是想让陶侃等南人先跟乱贼见仗，拼个两败俱伤，然后他才好领着本部兵马去摘桃子。只是这话不可明宣于口，所以他只是对庾亮：“国家军队，不过三五万，岂可浪掷？”庾元规你也是侨客，应该能够明白我话中的含义吧，应该也心有戚戚焉吧？你真的有必要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去指责王敦逗留不进吗？

    庾亮摇一摇头，凑近一些，压低声音道：“所谓国家军队，其实乃贵家之兵……”不等王导反驳或者撇清，他就一摇手，示意对方稍安毋躁，然后接着：“然而今日贵家之兵，焉知日后不为令兄处仲一人之兵？终非同产，阁下不可不慎啊！”

    所谓“同产”，就是指的一母同胞，理论上继承同一份产业，是同辈中最亲近的关系。庾亮的意思，你王茂弘跟他王处仲不过只是堂兄弟而已，整个琅琊王氏，乃至于江东地区，究竟是你了算还是他了算，目前尚无定论，你就真的那么信任他？他一旦羽翼丰满，兵权在握，会不会转过头来对你不利啊？

    王导沉默不语。

    其实王茂弘也并非因循苟且的腐朽官僚，他确实有下之志，也有恢复之意，否则就不会在新亭呵斥那一票只会感时伤事，眼泪哗哗流的家伙了。但终究出身门第和生长环境摆在那里，他是不可能放弃家族利益而专谋国家利益的。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下。”在王导这等人看来，家、国绝对不矛盾，能够同时摆平这两者，利国的同时也利家，那才是人生的最高成就。所以他们可为仁人，但做不了侠士，可为志士，但做不了烈士。

    难道他王导就不想着挥师北伐，进取中原，驱逐胡虏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