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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对熊远、陈頵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闿,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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