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今日乃是鸿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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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早就想收拾这票坞堡主了,他可没打算跟陈奋等人和睦相处。
有句话叫做“皇权不下乡”,那是古代中国社会因为统治成本和官吏人数的限制,所造成的无奈之举,一定程度上允许乡社自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古代社会,也确实无“封建诸侯”之名,而有封建层级之实了。
但中国古代终究与西方古代不同,中央政府相对强势——大部分时间段——对于地方自治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一旦逾越出了一乡一里的范围,就必然会遭受打压。前汉因此出现了不少的“酷吏”,专注打压地方豪强,甚至不惜于流血漂橹。经过反复清洗,到其后期,起码在精神层面已经大一统了,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并不存在“知道地主不知道官吏,知道官吏不知道皇帝”,或者“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情况。只是地方势力也会反弹,新起的儒学思潮与宗族势力相结合,很快就产生出了“经学世家”这一毒瘤,就此酿成了长期的动乱和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反动,在开历史的倒车。
而且在乱世之中,非世家的地方势力也重新膨胀,利用政府权威衰退甚至是退出的机会,在中原各地建造起了大大的坞堡。这些坞堡,可以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割据政权,在无形中也把晋朝在中原残存的势力割裂得七零八碎,再无法凝聚力量以对抗胡汉国也即前赵,以及其后的后赵政权如飓风般的侵攻之势。
固然祖逖北伐的时候,很多坞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甚至于受其领导,出兵出粮为他卖命,但这与其是坞堡主们心向故晋,还不如是祖士稚个人魅力的号召,而与其是他个人魅力所致,还不如是因情因势,不得不为之举。因为当时无论刘氏还是石氏,都在忙着稳固黄河以北的土地,河南地区处于半真空状态,祖逖恰在此时强势进入,才使得那些坞堡主们不得不暂时性地俯首帖耳。
史书上记载,当祖逖杀到河南之后,“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彼等若真是有戎晋之别、思晋之念,又怎么会先任子质胡,继而长期维持两属的局面呢?祖逖不能及时吞并、消灭这些坞堡,遂使得自军有若散沙,既不耐苦战,在他这个魅力无穷的领导者去世后,势力也便瞬间崩塌了。
故此裴该有了后世的经验,绝不能蹈祖逖之覆辙。尤其当他进入淮阴城之后,发现除了县城里部分富户和手工业者外,基本上所有的县民,尤其是农业户口,全都被那十一家坞堡所掌控,他这个刺史而兼县令,基本上就是个空头衔。可想而知,这种状态倘若不加以扭转,一旦有胡骑入侵,将会有不少坞堡直接转身投胡,剩下的大概也以“两属”作为既定方针,坐观成败。
倘若是赵固、王桑之流亦兵亦匪之流还则罢了,若是石勒等有大志向的,只要一抛橄榄枝,杀戮不过甚,坞堡主们还不纷纷往投?谁会在乎自己这个光杆刺史?!
因此无论从长期维持淮南地区的安定来考虑,还是从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支持祖逖北伐来考虑,裴该都必须要统合这些坞堡,把田地和民户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那么,该采取何种措施呢?他很快就想起了一位先贤来,那便是汉末割据荆襄的刘表刘景升。
当时荆州大乱,刘表单骑而入宜城,旋用蒯越之计,“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江南遂悉平”。刘景升坐谈之辈,但这一手玩得还是很干脆利落,令人拍案叫绝的。
问题是裴该初到时还无法仿效刘表所为,因为刘表虽然身边儿没啥兵,看起来比裴该势力更单薄,但他已有下之盛名,所以能够先把地头蛇蒯氏兄弟、蔡瑁等拉上船来。若无蒯越设谋、招诱,他一空降官员,恐怕连宗贼的数量都统计不全吧。
但是广陵郡内并无大族——如今负责南方广陵、舆县和海陵的戴家,勉强可以算是中等门户——更无蒯氏这般智谋之士,可以为裴该所用。再了,裴文约家世虽然烜赫,论起本人名望来,他比当初的刘表要差得很远,就算真有蒯越、蔡瑁,也未必肯登他的门。所以他才只能暂时蛰伏,以待时机。
然而收拾那些坞堡主,把他们所掌握的田地、户口都抢到自己手中,本是裴该的既定方针,只是他既没跟祖逖过,也在不久前才刚透露给卞壸知道——还遭了卞壸一通骂。在此之前,裴该一方面在会议上假装纨绔甚至是瘾君子,以使坞堡主们轻视自己,继而又假装贪婪,满足了那些坞堡主们对于官职、田地的很多要求——“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反正本来我就捏不住,先给了你们又如何?迟早还是要还到我手里来的!
一直等到祖逖走了,坞堡主们彻底放下了警惕心,同时自己手里也多少掌握了一些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情报也搜集得差不多了——真以为裴使君到处乱蹿,只是因为闲得无聊,或者喜欢听故事吗——他才骤然发动,要一举将那些坞堡主全都擒下!
至于杀不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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