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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鹄不但一句句诛心之言,而且对刘渊甚不恭敬,他称呼司马炎叫“武皇帝”,称呼司马衷叫“孝惠皇帝”,却不叫刘渊“光文皇帝”而仅呼其字,这使得韦忠再好脾气,也不免火冒三丈,当即勃然而起,呵斥道:
“先生此言,指斥乘與,犯上不道Q道吕氏欲叛皇汉而归从于司马晋不成么?!”
吕鹄见状,也不害怕,也不恼怒,仍然笑眯眯地,摆摆手说:“大将军此言,吕氏实不敢当”随即环视陪坐诸子弟,对韦忠解释道:“实是这些不学杏,不明皇汉之大义,与大将军之忠节,都云大将军昔不仕晋,是为避祸,后乃从汉,是见皇汉势大,于是有攀龙之情,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怯’字,为乱世偷生耳。邢以为不然,大将军必有深意,是故设问,请大将军为我教育儿孙,如此而已。”
这话就说得很直白了,韦忠你别假模假式摆出那副忠臣嘴脸来,你丫就是一无胆鼠辈、贪图利禄之人。晋与汉,哪来的谁义谁不义啊,只有强弱之分,因而你才附强欺弱罢了。
韦忠怒火攻心,双眼略略一眯,面露杀气,对吕鹄道:“先生自恃墓木拱矣,或将不久于世,因而放言无忌,就不怕祸及子孙么?实与先生言,今皇汉大军,见在蒲津,与吕氏仅仅一水之隔。吕氏若肯恭执臣节,供输军需,还则罢了;若昧于大势,有叛反之心,则一旦王师东归,必破汝坞,屠尽吕姓——恐怕到时悔之无及啊!”
吕鹄还是笑,颤颤巍巍地回答道:“吕氏家绣弱,坞中青壮有限、兵甲不全,实难以当汉军之击。然而,大将军以为汉军必能东归么?今河东之兵、粮、舟船,皆由大将军调度,一旦大将军不在,军心必然涣散,粮秣必然难聚,舟船也将四散,则汉太子在河西,以饥疲之师以当裴大司马,安有胜算?即欲东归,河桥狭窄,舟船无着,晋师在后,未知能有几人全生啊?丧败之卒,便临我坞,吕氏却也不惧。
“时局如此,不知昧于大势者,是邢啊,还是大将军哪?”
韦忠闻言,不禁悚然而惊,忙问:“听汝之意,欲杀我么?”
吕鹄曳:“岂敢,岂敢,唯大将军远来,舟车劳顿,乃恭请于蔽宅内多留几日,洗涤风尘而已。”
韦忠这才明白,今日乃是一场“鸿门宴”!
他原本以为,胡汉近年来虽然略受挫折,于河东郡终究余威尚在,即便强如裴、薛,也不敢公然背反,只是阳奉汉朔,而实际骑墙罢了,况乎吕氏?虽说在蒲坂县内,吕氏算是第一大族,但放诸整个河东郡,则田土有限、人丁不繁,论武咙是提不起来。
——打比方来说,吕氏之力翻三倍,未必能比柳氏,翻五倍比不上裴氏,薛氏且可轻易蹉踏之。
故而怕只怕裴、薛造乱——此亦刘粲拘留裴硕、薛涛之意——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越是老耄,行事越当求其稳妥,除非晋人大举入郡,否则岂敢摆正车马,与皇汉做对?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
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说和,则若吕氏有所不轨,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其导向正途;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施以毒手!
诚如吕鹄所言,倘若杀害了自己,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人心必然紊乱,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舟船、粮秣不能及时运抵河西,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在战事上必受重挫。一旦败战而归,则晋势更炽,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平阳这座大厦势必饮坠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说,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疽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绪休,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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