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问他前途,他却只‘向东’二字?他仍然不肯为我谋划么?”
张宾朝石勒一拱手,笑着道:“臣为明公贺,明公已得裴郎之心矣!”
石勒一挑眉毛:“哦,何以见得?”
张宾了:“人皆有欲,唯知其欲,然后可以得其心。臣之欲是什么?愿为张良、陈平,辅佐明君,做一番大事业,则明公气概恢弘、英武能断,自然便可使臣诚心辅佐。那么裴郎之欲又是什么呢?为救其姑母,只能使裴郎留下,却不能使裴郎真心为明公出谋建策,臣也一直在考虑,要怎样才能赢得裴郎之心。想不到始安王一把大火,却帮明公解决了这个难题……”
石勒似懂非懂:“请张先生再得清楚明白一些。”
“听裴郎从前的言辞,颇不值晋室,但也不喜欢胡人,这般心理,大概只有归乡隐居一途吧。但他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以身为读书人为荣,绝不愿中国的典章、圣人的言教毁于一旦。因此始安王焚宫烧书,才会使他如此愤怒。但等明公一欲为中国人,欲保全和传承典章、言教,裴郎之心,自然便与明公相贴近了……”
“原来如此,”石勒不禁喜上眉梢,“这也多亏了张先生抢出那三车书来。”
张宾淡淡一笑道:“我只是因为喜欢读书,而非世家出身,家中藏书本来不多,故而那日途经石渠阁,才临时起意,拉了三车书出来而已……不想倒因此而能为明公收拢裴郎之心。这难道是意在关照明公吗?因此臣才为明公贺啊!”
“既然如此,”石勒笑容突然间一敛,“裴郎又为何只‘向东’二字呢?”
“这是臣的过错,”张宾略一俯首,“出征前臣与裴郎相谈过下大势,因为只是随口而言,故此并未详细禀报明公。裴郎曾,许昌四战之地,抑且历经兵燹,难以久据;向西去道路险狭,而且关中尚在晋人手中,巴蜀又为李氏窃据,轻易难得;北上不用提了,都城所在,哪里还有发展的余地呢?至于南下,此前明公谋据襄汉失利,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因此只有东进一途……”
“那他为何不肯细,只什么西不可往,北不可归,南不能下,若不向东还能往哪里去?”
张宾笑道:“许昌不可久据,西、北、南之不可去,裴郎既已对臣过,必然以为臣禀报了明公,故而不愿赘言——彼世家子,自然有些傲气。至于向东,如今王赞、苟晞拦路,都是晋将,他曾‘降石不降汉’,不肯设谋与晋军交战,才刚归心明公,自然不便出尔反尔——假以时日,必肯明言。”
石勒闻言,不禁“哈哈”大笑:“世家子就是花花肠子多,我若没有张先生,哪里能领会他简单一句话中,便有那么多含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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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宾向石勒侃侃而谈,貌似将裴该的心理摸了一个透。当然他也有所隐瞒,裴该曾:“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也,依山凭险,是真正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这句重要的话,张宾就压根儿提都没有提。
为什么呢?一则裴该这一“设想”,恰与张宾暗合,他不愿把建言的功劳全都被裴该获取,而想留待合适的机会,自己向石勒提出这一重要建议;其次,如今大军尚在许昌,河北所在遥远,当地形势不明,也不是提议的好时机。否则若石勒问起来:你去邯郸、襄国,那该怎么去啊?咱们先打谁后打谁啊?张宾又该如何作答?
当面之敌还有王赞、苟晞,此外王弥动向不明——此时还尚未抵达项关——很可能从侧翼威胁着石勒大军的东进之路,等到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开到河北,谁知道那会儿的形势是怎样的?即便张宾再如何老谋深算,他能算十步、二十步,那也算不到百步以外的棋局吧。
当日裴该也只亮远景,而不愿具体谋划,张宾又岂肯自揽麻烦上身呢?
然而,裴该之所以只了“向东”二字,那还真不是如同张宾所想的,是不欲与晋军相敌对,所以不肯细向东的步骤,以及最终要到哪里去,纯粹因为——他知道石勒最终是定都襄国,建基立业的,历史若沿着原本的轨迹走,他还能利用“先知先觉”,从中取事;若是因为自己多几句嘴,导致石勒的发展方向或途径变了样,那以后就彻底两眼一抹黑了呀!
所以啊,故作高深,只言片语可也——我的话究竟是什么用意,你们自己脑补去吧。
至于张宾和石勒究竟是怎么脑补的,裴该就不在意了,他跟着张宾的部下从军伍中找到了那三车书籍,大致扫了一眼,多少有点儿失望。本来一听“三车”书,感觉还挺多的,然而这年月没有什么八轮大卡,普通载货的马车一般也就能拉三五百斤东西,再加上张宾“抢”出来的全都是简册、牍版,那所能承载的字数就更加可怜——估计两百卷顶了。裴该前一世光手机里存的电子书,论起字数来都要比这三车典籍多过好几倍去。
当然啦,这年月书籍的数量本来就不多,但根据史书记载,西晋洛阳城中的皇家藏书,总量大概在三万卷左右,经过“永嘉之乱”,泰半散佚,东晋初重新统计,不过存留下来十分之一二罢了。至于这回张宾送给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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