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攻击就像一条谁也挡不住的单行道，暴力在正义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现身．法兰柴思先是围墙被漆上脏字眼，接着被翻墙侵入砸破玻璃，最终是一把大火烧了。熟悉人类历史的读者应该不意外更不会认为这只是铁伊的过甚之辞，这是人类集体行为经常呈现的公式行为——在这里，铁伊借由一桩英国小9 镇的小小绑架案直接连上了人类狂暴而且始终悔改不了的记忆。

    从铁伊这样的愤怒投枪，我们可循迹溯回她所珍视的、认真要扞卫的事物：她相信知识、相信经验、相信进步是人类认真使用脑子的可能结果．时间则是必要的代价，激情和狂暴不足以让美好的结果更快呈现，只徒然带来伤害和步伐的踉跄偏斜；她相信各种德行标的，但小心不让其中哪一项高到神圣的地步，以免侵害了其他道德准则：她甚至相信价值和德行并不必然自然和谐，在现实世界中不免彼此倾轧冲突，因此得认真去分辨，细心地思考、守护、调节，并时时检查它的锋芒。

    回归英国知识分子传统罗勃·巴纳德在为作序时称之为某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但我个人宁可称之为洛克以来的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从18世纪法国人简单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

    ( 他们从不关心这其实是分别的三件事，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 进行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现代化过程总挟带着狂热的激情。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德意法西斯热潮等等所付出的残酷代价。

    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仰仗着空间来稀释热情，那英国便是依靠着时间来节制热情——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不像后来超英赶美的其他国家那样，把浩大的人类改造工程压缩在极短时间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等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的，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可靠地积累经验，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彼时整个欧陆的狂飙声中，英吉利海峡这边柏克那种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最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如此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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