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仅仅只是幻想，我没有勇气做这些事。

    次日一早，许鹏飞在强奸高三女生丁紫未遂后，持刀捅死了女清洁工于萍乡。不久，人们在超市地下二层发现了许鹏飞的尸体，有人用电钻钻入他的眼中，异常残酷地杀死了他。当我们处理完所有尸体，却发现高三女生海美失踪了。

    紧接着，更大的灾难降临——最后一滴柴油耗尽。

    整栋大楼的剩余部分，全都陷入沉沉的黑暗，大家只能点起蜡烛，行动时用手电筒，干电池成为最珍贵的物资。没人再来理我了，各自寻找安全的所在，拼命保护有限的食物和水。有人开始屠杀猫和狗，用酒精锅来烹饪，通过吃肉保持热量——白痴，你们也在消耗最后的燃料！

    我孤独地游荡在黑暗里，触摸虚无的空气——实际是日渐稀薄的氧气，越来越多来自地底的腐尸之气。我睁大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仿佛绝望的瞎子……忽然，眼前闪过亮光，如同一万个太阳般明亮，那是世间最美最奇幻的景象，转眼让亘古寂静的盐化荒漠，变成月球般的彻底荒凉。我躲在观察掩体深处，举着沉重的军用望远镜，观察数十公里外的核试验。当周围所有人欢呼成功时，我看到父亲的眼里含着泪水。很多年后，我一直试图搞清楚当时父亲的泪水究竟是因为喜悦还是悲哀，如果属于后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妈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我不是身处一百余米深的地底吗？不是在世界末日人类最后的幸存者之中吗？可是，无论我怎样揉眼睛，始终看到这幅将近四十年前的景象，被大脑掩埋如此之久的记忆——那是柴达木盆地最荒凉的中心地带，地球上真正的不毛之地。

    父亲，我依然那么爱你！即便我年近半百。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没有在世界末日中死去，你仍然好好地窝在躺椅里，头脑清晰地回忆着四十年前，那个美好寂静的夜晚，在清澈得几乎透明的荒野星空中，为我指出哪一颗是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哪一片又是遥远依稀的猎户座星云。

    我的儿时记忆中很少有父亲，他总是躲藏在某个邮政信箱背后——没有地址也没有单位，只有一个特别的号码，如果给他写一封信，要两个月后才能收到，在几千公里外的新疆或青海。当时没有电话，连发电报也不可能。有一回，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上面明显有被人涂改的痕迹，显然担心他泄露国家机密。

    其实，父亲这封信只是告诉我，我家祖先是的作者吴承恩。他的子孙默默无闻，直至乾隆年间有人进士及第才飞黄腾达。道光时我家先人做到翰林编修，四兄弟皆以诗词闻名。我的祖父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经商致富。父亲抗战后赴美攻读理论物理学，是爱因斯坦的得意门生。五十年代，父亲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位，追随钱学森先生归国，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自从我出生以后，他一直隐藏在沙漠中心，记录与研究每一次核爆炸的数据。至今，两弹一星元勋功臣名单里，还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那一年，我的母亲自杀了。

    我的外公是著名历史学家，我的母亲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母亲的研究与众不同，她关注国外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时中国学术界认为，北京猿人、蓝田人、元谋人是现代中国人直系祖先，我们单独在中国本土进化为人类。但母亲大胆地提出新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其他种族一样，无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来自十几万年前的非洲。而北京猿人早已如尼安德特人般灭绝，与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亲缘关系。她的观点震惊了学术界，被定性为洋奴哲学、中国文明外来说翻版。她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北大学生告发她是苏修特务或美帝间谍，是帝国主义及社会帝国主义消灭中华民族的急先锋。母亲在被自己的学生殴打几小时后，爬到寒冬腊月的未名湖上，破冰溺水身亡——我亲眼看到妈妈的尸体从冰冷的湖水中捞出来，像永不醒来的睡美人。

    那一年，我十岁。

    我独自离开了北京，偷偷爬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饿了三天三夜，撑到了西宁。几个月前，数千公里外的父亲，突然被调离了氢弹项目，奉最高统帅的指示，深入柴达木盆地的荒漠，参与名为“101工程”的神秘项目——这是父亲邮政信箱的编号。

    在寒冷的高山与草原间，我沿路乞讨求生，几次饿得昏过去。一户蒙古族牧民救了我，他们不知道什么“101工程”，只知道在荒野彼端，常有解放牌卡车出入。我跟随着他们，沿着卡车深深的辙印，穿越只有藏羚羊的无人区，来到一片真正的不毛之地，传说中的永久性地堡。荷枪实弹的士兵将我抓到地下指挥部审问，这才见到了父亲。

    他没认出我来，我却认出了他。当我说出他和妈妈的名字，他惊讶地把我抱在怀中——他不知道妈妈已经自杀了。

    父亲温热的泪水打在我脸上，从此我就住在“101工程”基地。

    这里距离核爆试验场最近，有一个警卫连，父亲是唯一的研究人员。荒漠里有大把空闲时间，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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