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明进步的脚印都是沉重而艰难的，刘泽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选择退缩，坚持己见，经过在幕僚和官员之中几度地争吵，反复地修改，《民法典》和《刑法典》最终定稿并在徐州张榜公布，与两个法典同时公布的还有《禁械令》。

    没有什么比平定一场叛乱更能获得威望了，此时的刘泽，不仅坐稳了徐州牧的位子，而且威望在徐州五郡范围内也达到了鼎盛，无人敢攒其锋。在这种情形下，刘泽使用半强迫的手段推行三项法令，虽然民众尤其是士家有普遍的抵触情绪，但无人敢步萧建的后尘，法令得以顺利地推行下去。

    以人治的手段推行法治的内容，倒让刘泽有点哭笑不得，观念原本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想要打破旧的观念竖立新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螃蟹总得有人要来吃，刘泽已经下定决心，这第一口的螃蟹他是吃定了。

    同时对萧建、曹宏、王俊、吕扬四人的判决也下达了，萧建等四人被判处谋反叛乱罪，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本着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的原则，参与叛乱的近万余名俘虏全部被免除了死刑，不过死罪虽免，活罪却难逃，万余名俘虏被发配去屯田营。

    至于陶应，锦鹰卫查明，陶应乃系被萧建等人以诱骗的方式参与到谋反事件中来，在整个组织策划过程中，陶应也未参与策划，所以认定陶应并非主犯，自然也就免除了死罪，被判为带罪之身，终生不得离开陶府。

    处置陶应，的确是一件头疼的事，按照刑法典的规定，陶应就是死罪。但如果刘泽处死了陶应。会受到普天之下所有人的口诛笔伐，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恐怕算是骂的最轻的。陶谦对刘泽的知遇之恩托孤之谊，刘泽在接受徐州之时肩上无疑便多了一份责任——保护陶家，陶应虽然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但无论如何刘泽也不能将他处死。

    许多徐州的旧臣僚属纷纷地向刘泽求情，请他看在刚刚过世的陶使君的面上免去陶应的死罪。陶商更是跪在刘泽的面前，声泪俱下，言辞恳切地向刘泽求情。

    刘泽确实很为难，刑法典刚刚颁布，头一桩案件就徇情枉法的话，对于三大法令的推行必将蒙上阴影。但真要处决陶应背上不义之名，刘泽也万万不能接受，陶谦的恩情大过天，临终遗愿言犹在耳。刘泽是一个重情守义之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寡情忘恩痛下杀手。

    好在潘凤对案件的审查有着对陶应有利的一面，陶应在此次谋叛事件中，并非主动参与而是被萧建蛊惑引诱而涉足其中，对于叛乱的组织策划和行动。陶应虽有参与但并不负主要责任，理当划归从犯之列。

    对于陶应的定罪是相当的关键，首恶是必须要严惩的，不惩不足以平民愤，不惩不足以镇慑余孽，不过从犯的话是可以网开一面的。当然陶应也不可能象其他俘虏一样被发配到屯田营，经过合议之后。一致决定陶应免于死刑，削爵免官，软禁在陶府，终生不得离开陶府一步。

    这样的结果对于陶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陶应虽然剥夺了官职爵位，仕途上再也无所做为。但最起码他还能活着，还可以给陶家传承香火，甘夫人闻讯之后喜极而泣。

    同样喜极而泣的还有被判处死刑的萧建等人。叛乱失败之后，萧建等人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之中，他们很清楚。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下场。翻开史书，对于叛逆者的惩处桩桩件件，触目惊心，车裂、挖心、炮烙、凌迟、夷灭三族，萧建不知道的只是刘泽将会对他们处以何种极刑。

    要说萧建后悔吗？没有，富贵向来险中求，萧建本身就是抱着杀身成仁的决心起事谋反的，不成功便成仁，严刑峻法从来也没有挡住过野心家的欲望。萧建唯一遗憾的就是他尚有两个幼子，却将要受到他的株连，萧氏一门香火，因他而断，九泉之下他的确无颜去见萧家的列祖列宗。

    终于等到他的死刑判决，不是车裂，也不是凌迟，也不是斩首，而是绞刑，一种可以保留全尸的死法。对于何种死法萧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一死，也没多大区别，顶多是增加点痛苦而已。但他得知萧家三族并未被诛连之际，激动地热泪纵横，冲着州牧府的方向，久久地跪拜不起，高声泣道：“谢刘使君恩德浩大！”

    关于如何施行死刑，多数的人倾向于车裂，这是朝庭惩治谋反重罪犯人的标准刑罚。但刘泽在洛阳之时亲眼睹过车裂马元义的过程，那种惨烈的场景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太过于惨无人道了！所以刘泽并不打算施行车裂凌迟之类的酷刑，但斩首之类的死刑又过普通，起不到震慑民众的作用。

    刘泽灵机一动，想到了欧州中世纪的绞刑架，高大矗立的绞刑架，黑色肃目的死刑场景，被悬吊在半空中的尸体，那画面相当有震憾力。绞刑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而且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死刑，又称缢死，但多当数用于私下的场合，与在绞刑架上吊死犯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刘泽便决定在城东郊用绞刑架公开处决萧建等四人，同时张贴布告可民众前去围观。

    行刑当日，徐州东郊是人山人海，徐州百姓倾城而出，一睹刘州牧最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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