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骑军，协助韩腾。反正现在大梁周边都被大水所淹，秦军的骑军留在大营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秦军的粮草物资也大多都改走水路，也不用骑军保护了，因此不如让他们在颖川郡来练练手。

    果然，韩腾和王贲领军进驻颖川郡之后，一路势如破竹，由其是王贲统领的骑军，迅速如电，一夜之间，连克三城，而且韩国刚刚复国，势力尚不稳定，结果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秦军就收复了近半颖川郡的城邑。

    眼看着秦军己快兵临城下，这时韩王成也顾不得给段达定罪，赶忙下令，急招段达回军新郑救援。而这时段达手下还有近四万人马，在汾陉塞也弄到了一些粮食，还能支撑几天，但段达本来就憋了一肚孑火，这个时候才想起自己来，因此接到了韩王成的命令之后，就扔到一边不管，在汾陉塞按兵不动，存心看笑话。结果韩王成连下三诏，段达就是不理。

    而秦军的兵锋己经指向到新城，这下韩王成和众大臣们也慌了手脚，赶忙聚议对策。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张良自然都一清二楚，因此在这个时候也觉得一股无力感，想不到都到了这个时候，韩国世族还不忘玩弄权术。

    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喜欢玩弄权谋之术的国家，而韩国崇尚权谋之术，是从申不害变法开始。

    韩国虽然是公认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战国中期的时候，也曾称雄过一时。就在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也任用另一位法家学者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五年之后，韩国大治，令天下诸候不敢相攻。

    不过虽然同为法家学者，但申不害的变法內容和商鞅大不相同，原来在法家內部实际莡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势治、法治、术治，只到后来韩非出现，将势、法、术三治合一，这才成为集法家之大成者。

    商鞅属于法治派，主张求固国本，当以立法为先，臣民俱唯法是从，不过法令要因时而变，以增强国力为目标，并以发展农业，加强军事这两点为核心，因此法成则国势大张；而申不害是属于术治派，所谓术治，实际就是君主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说，法令只是明面上的规则，是国家对百姓、官员行为的规范，而术则是君主暗中监视、考检臣下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术治思想的产生，也是由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变，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加上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因此国君往往有实无权，被臣下架空，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会消耗国家的力量，甚致会出现改朝易代。

    于是申不害认为，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君主必然要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而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但国君又不能事必躬亲，许多的具体工作都要交给臣下去做，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将一些权力授于臣下，这样就必须有一套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治。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以示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

    “独视者明，独听者聪，明而聪者，即可独断，而能独断者，当可王于天下也。”

    意思是国君要用术来控制群臣,就要装做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孑，要隐藏好自己的**，智慧，使臣下无法猜测到国君的喜好和意图，从而就无法讨好取巧国君，也就无法在国君面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如果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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