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召开的很胜利，张思文决定利用省城的关系再加一把火，矿产整合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还是你去帮我借，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张思文对愈彦说。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位老同志是重点！”张思文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一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扛。

    愈彦一看，是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辛处长。

    对于这位老领导，愈彦不是很熟悉。跟张思文做秘书几个月，过段时间他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专门看望一下这些安泰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张思文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张思文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愈彦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张思文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张思文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辛处长吗？”张思文问。

    “这个，还请书记指点”愈彦摇了摇头，疑惑的说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张思文呵呵一笑。

    愈彦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省委领导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张思文介绍道。

    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安泰。解放后，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安泰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区。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安泰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

    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首当其冲。因此，像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

    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

    张思文这一介绍，愈彦恍然大悟，难怪啊难怪，原来这里面内有玄机。

    “到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张思文问。

    “知道了。”愈彦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词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张思文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愈彦问道。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去的时候直接古来拿就好了。”张思文顿了顿接着说道。

    愈彦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张思文再三叮嘱。

    张思文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愈彦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张思文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愈彦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曾几何时，愈彦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戒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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