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市委书记,当时重安的政治派系以张国威和市长丁长春的斗争为主,中间派寥寥无几,而中坚力量大多都归附于以焦副书记为首的本地派这一阵营之中。对于一般的问题,焦副书记是不参与的,但是涉及到人事,他总会插上一脚,在这七年里,从他手中提拔的,从处级干部到厅级干部,不知道有多少,可以说,重安的每个县区都有焦系人物,难以撼动。也正是因此,张国威和丁长春之间的斗争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焦系。从总体力量来看,张国威和丁长春二人合力也只能占据四成的常委,而且这四成也被年初的微调调整了。现在的重安,除了留下的焦系人马以外,大多都是年初的时候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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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双城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不过却是没有将众常委的势力分布予以点明,原因只有一个,虽然他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但是这种态度也限制了他对常委们有大尺度的接触与了解。官场自保手册第十条: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不引起敌视。
陆渐红从重安城的话中已经听出一丝端倪,焦裕柱在重安应该属于当之无愧的地头蛇,不过这绝对只是一个表象。陆渐红最擅长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抽丝剥茧地看待问题,这才是一个正确清醒的态度,也是一位领导干部所必备的品质。
将心比心,像焦裕柱这样的角色陆渐红不但干过,而且分别在甘岭和江东在两个地方都干过,还干得有声有色游刃有余。总结自己在这两个地区混得风生水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具备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人的因素,一个是势的因素。所谓人,可以分为三点,分别是上、中、下。所谓的上,那自然指的是上级领导的力量,也就是通俗的说法背景!无论是在甘岭还是在江东,陆渐红的上层路线还是走得非常到位的。而“中”指的就是同僚之间的关系。在陆渐红任职期间,对于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这一方面做得极好,所以在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不少朋友。而“下”这一方面,陆渐红自认自己在“广接地气”方面做得不够,并没有培植太多的中层中坚力量。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非常要命的,这并非是陆渐红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他认为那是一种政客的行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政客,所以他更多的目光是放在了更加“地气”的百姓群众身上。至于势,那就是见机行事,借势而为。各个地方的环境气候不尽相同,这需要随机应变。但陆渐红的行事风格并非无迹可寻,基本上他除了找到他的支持者以外,还会寻找一个值得他“依附”的“明主”。
但凡成功者,往往都有着不少共性。焦裕柱在陆渐红就任之前绝对算是一个成功者。他在人的方面,与陆渐红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上”者,陆渐红很难了解他的背景会是什么人。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绝对有背景,试想一个人能走上副省级领导的岗位,如果没有人予以推波助澜,那简直绝无可能,对于这一点,陆渐红也必须承认。另外,焦裕柱本人也曾说过,他任了七年的市委副书记,并且没有一丝不愉之色,反而是沾沾自喜,“重安政坛常青树”一说更是证明了他无意离开重安。这一点不难分析,焦裕柱的根据地就在重安,“中”和“下”的基础都异常扎实,离开重安他就是一只纸老虎。而他一直留在重安,也更加证明了他的背景很厚。
所以在“人”这一方面,他与陆渐红有得一拼。至于势上,他则是落了些下风,毕竟陆渐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是重安市市委书记,是重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一个优势,是焦裕柱所不能比拟的。
当然真正的较量还没有正式开始,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不能以简单的加减法衡量优劣,综合起来的话,应该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双城,你给我说一说哪些人是新来的。”陆渐红淡然问道。
“一共有三个人,除了常务副市长李冬根以外,还有组织部长魏明和宣传部长任丹。”
陆渐红沉吟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看,李冬根、付熙麟和重双城四人加上自己稳居四票,韩青是个未知数,不过过来的可能性较大,除去魏明和任丹以外以及尚未到任的未知市长,焦裕柱的手头也只有四票,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有利的,相信要不了多久,丁晓华就要上任,那么形势对自己将更加有利。不过陆渐红却一点也不轻松,原因有二,第一,这个只是自己的分析,魏明和任丹的立场尚不明确,而自认归属过来的几人会不会有反复,亦未可知,而未能确定的市长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来配合他的工作。一种是用来牵制他。从内心来进,陆渐红自然希望是前一种可能,不过现实告诉陆渐红,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虽说蒋主席和周总理的任职已成定局,但是目下形势未稳,而且为了稳住以后的局面,蒋周之间会不会有分歧尚未可知,所以综合这些分析,陆渐红并不乐观。倘若不幸成真,陆渐红自然不希望他与焦裕柱联手,否则将严重不利。第二个原因,焦裕柱在重安势力分布很广,除了县区的中坚力量以外,不少部委办局的负责人都是他的亲信,这个因素很有可能成为形成令禁行不止的重要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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