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降诸蕃，分在蕃与入附两种处置情况。在蕃者列置府州，汉官押领，为羁縻州府，所谓羁縻州虽然名为州，却多半没有城邑或是治所，而是来自率众内附的胡族首领，大者万户，小着数百帐，无固定居所而在一定范围内游牧迁徙，属于成建制的安置手段，却又使之互不统属，以分化移风易俗之。

    而入附者置于军州城傍，则更多来源于被大唐击败征服的藩胡外族，如突厥、契丹、奚、高句丽、铁勒、秣鞨等，他们被更加细分的打散成一个个小聚落，与汉姓杂居，却保留他们游牧的习俗，从属于附近的戍边军州、军城的治下，一方面是防止其叛乱，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的从这些城傍部众中获得兵员和战马。如果一旦外敌入犯，这些已经归化的城傍，也足够构成某种程度御敌阻敌的缓冲。

    由于羁縻州被称为小州，而这些附属有城傍和羁縻州的州，则被称为大州。

    相比羁縻州，城傍也归化的也更加彻底，所谓城傍生子，即为国人，而和大唐百姓便民一起承当赋税徭役，但是作为定期为朝廷出兵出马服役的代价，他们只承当相对轻薄的税，即按照户口分为久等三大类，每年上户丁纳羊二口，中户纳一口，下户三家纳一口，若无羊，则以轻货折抵，若当年被征发，则折免当年纳税。所纳羊钱皆入军州，因此大量管领城傍的所在州，也被称为轻税州。

    作为边军的补充，城傍被称为“侧近军”。“侧近州军”，在大唐的边防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与耕战一体的府兵、边军相近，城傍采取的是兵牧合一的制度，保持部分游牧的习俗，以确保提供稳定的战马和骑兵的来源。

    大唐北方各大重镇军州，皆有各自所属的城傍和羁縻州，象灵、夏州界内居住着大量党项羌，就是典型的河陇城傍部落编制。

    由于他们不占将士正编，只需战时输粮，又有熟悉地方之利，与“去给行赐，还给程粮”、平时须给衣给军食的募兵待遇比起来，军费花销要少得多。每每唐朝大军出战时，都会大量就近征发城傍为胁从战力，规模从数千到十数万不等。

    许多边军的军城镇戍，直接在城傍中补兵选才，以充游奕、捉生之将，游弈兵为骁勇善骑射者充，类似于后世的尖刀连、侦察排之类的配属，许多人因此获得功劳而跻身与大唐军将序列。因此，大唐诸多胡裔将帅，大都是城傍出身，想安禄山、史思明也是幽州捉生将的出身。

    而安西都护府常备兵不过四万，军民不过数十万，而附从的各族城傍就有：盐治州都督府 盐禄州都督府 阴山州都督府 大漠州都督府 轮台州都督府 金满州都督府 玄池州 哥系州 咽面州 金附州 孤舒州 西盐州 东盐州 叱勒州 迦瑟州 冯洛州 等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多达十数万帐。

    他们寄于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通过少量汉军搭配数倍服役的城傍，构成大唐统治安西的基石和边防体系。

    按照《唐六典》兵部郎中条略云：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被征发的城傍自备鞍马刀弓，只需提供作战时的衣粮之用，立功的城傍兵可与汉兵一样，拥有处置战利品和得到官赏赐物受封的权利，因此所谓“驰骋之骑，突厥颇强。弓矢之功，契丹称劲。而国朝皆驱驰如鹰犬。。”

    不过到了本朝，城傍已经大为衰微了，一方面是大量原本从属河北边军的城傍被卷入安禄山的叛乱，而被绞杀殆尽，另一方面是，是西北路的城傍，因为随镇帅赴难勤王的战功，而被转为正编的官军，而出现大量空缺。

    再加上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城傍的第二代即同编户而固有的城傍制度也在慢慢消失。

    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

    按照正常历史的轨迹，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

    虽然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但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而同期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这也是所谓中晚唐中原胡化之说的来由。

    而按照气候学另一种说法，中唐以后，北方的寒灾胜似连年，这也造成大量胡族为了生存而自发的南下，直接冲破因为内战而虚弱的边防，被附近割据的大小藩镇所吸收，也成为河北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龙武军人手不足，但在钱财上还有些充裕，有句话说得好，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从来就是真正的问题。

    “传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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