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总，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丑儿脸色发红地说，看得出她也很惊喜！

    好啊，看来我们合作是有缘份的。苏丑儿是我们影视制作部刚上任的经理。陈伟雄高兴地说。

    我为能在四海影视公司与丑儿不期而遇而心花怒放。丑儿也一直深情地望着我，陈伟雄有点看出端倪。我赶紧收敛心情，转入正轨。丑儿也由于在工作场合不便表白。

    大家坐在椭圆形会议桌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二十万元达成协议，但是由于小说还没有出版，只能付给五万元订金，待小说出版以后再付余款。现在看来，电视剧能否运筹成功，首先取决于小说能否出版，小说出版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中午，陈伟雄在四海影视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请我吃饭，丑儿等人坐陪。酒菜上齐了以后，陈伟雄就打开了话匣子。

    雷先生和我们苏经理是怎么认识的？陈伟雄好奇地问。

    是网上聊天认识的。我抢先说。

    年轻人就是新潮，你们认识蛮浪漫的，陈伟雄羡慕地说：雷先生，我是用一个晚上看完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在官场上非常有生活的人写的。官场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幸站错了阵营，要么赶快抽身，溜之大吉，要么就与某个人或某一事业一起葬送于沟壑之中，或许永远都别指望会有出头之日。雷先生是令人钦佩的，这么大的案子能全身而退不容易，能重新找一片天地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书里面有一个腐败小科长晋见区长时，心里胆战心惊，外表毕恭毕敬。当他在区长办公室前的椅子上坐下时，只有半个屁股坐在了椅子的边儿上，太深刻了，简直是入木三分。拍电视剧时要让摄影师用特写镜头拍下椅子边儿的半个臂部，给人印象一定很深。

    众人一听都笑了。

    我看过一个资料，李登辉晋见蒋经国时，只敢把半个屁股坐在沙发边上。我附和着说。

    前几天我读贾平凹的一篇短文，他讲自已好读书，不好当官司，因为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档老是混的，哪里还有时间上领导家去联络感情？

    他说，即使为了官，或许知道在顶头上司面前要谦谦后生，但懒散惯了，能在拜会时屁股只搭个沙发沿儿？丑儿说出了一位文学大师对世俗丑态的讽刺，更显深刻。

    看来，世界上只用一半屁股坐着的人还不少呢。比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切尔维科夫看戏时，把喷嚏打到前排一个将军的脑袋上而吓得一命呜呼。这种坐姿表面上显示了一些人的层懦心理，看上去外表忠诚谨慎，实际上都是些欺世盗名之徒。陈伟雄幽默地说。

    席间，丑儿趁陈伟雄上洗手间之机，小声对我说：哥，下午上班走不开，我到这家公司刚一个星期，晚上我请你吃饭，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我欣然应允。

    回到酒店，想好好睡一觉，却辗转反侧睡不着。想起两年前与丑儿见面时的情景，不禁感叹情感不过是时间的碎片，生命是可以切割的，因为每一个碎片都只是淌向海洋的涓涓细流，所以，每一个点滴都闪着梦的颜色;爱情不一定就是，有时它像一条河，拐弯抹角地流着，甚至像可以掬在手中的一捧溪水，那种清爽是透在心里的，由不得你不喝一口。

    想到小说迟迟不能出版，心中泛起阵阵隐忧，夏秋冬出版社社长白鸿儒就在北京，也不知林大勇与他联系得怎么样了。想到这，我拨通了林大勇的手机。

    大勇，我是雷默，在北京呢，你忙什么呢？我问。

    别提了，这两天黑水河上游的山洪暴发，东州境内黑水河大堤上多处决口，淹没了大片农田，损失惨重。这个时候薜元清还作秀，搞什么封堵仪式，结果让新华社记者曝了光，可笑的是薛元清在已经堵住的决口处像征性地投沙袋，为的是让电视台录像，结果上游洪峰下来又冲开两处决口，简直是天大的讽刺。更惨的是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听说惊动了中央电视台的，已经启程来东州了。林大勇像是在大堤上，一边说一边喘着粗气。

    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我吃惊地说。

    去北京干什么。林大勇关切地问。

    谈小说的电视剧版权。

    什么？你的小说还要拍电视剧？林大勇略有惊喜地问。

    对！不过前提是小说必须先出版，大勇，白鸿儒那儿你联系得怎么样了？我口气有些焦急地问。

    我跟他说完了，这两天忙着抗洪。忘告诉你了，他说看完书稿再说。你先把书稿寄给他吧。

    我挂断林大勇的电话，心想也只有这么办了，心情不免沉重起来。

    傍晚，丑儿到酒店来接我。

    丑儿，到北京后怎么不给我电话？我佯装生气地问。

    哥，我就知道你挑我理，北京的工作难找，我是通过招聘到四海的，才上任一个星期，你的我今天才拿到手。我想在四海站稳脚跟后再给你打电话。丑儿娇嗔地说。

    丑儿，我们好不容易又见面了，想请我吃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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