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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