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tee）的听证会上宣称：“黄金是另一种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场外交易的商品，投资者无法控制黄金的供应量，如果黄金价格上涨，中央银行们随时准备‘出租’黄金储备来增加供应量。”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公开承认，如果有必要，黄金价格完全处于中央银行家们的控制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约的空袭迟迟未能奏效，黄金价格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开始积蓄爆发力。如果金价一旦失控而持续走高，“金锭银行家”则必须从市场上高价买回黄金，归还给中央银行家们。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多的现货，或者当初以“地下未来”黄金产量做抵押的黄金生产商破产，又或许地下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不仅国际银行家要承受巨大损失，中央银行家们的黄金储备账目也会出现巨大的亏空，如果事情败露，人民得知实情，只怕真的会有人上断头台。情急之下，英格兰银行终于在1999年5月7日，冲到了第一线。如果能够吓退投资者，金价继续下跌，自然皆大欢喜，即便失手，坏账的黄金索性卖出，到时候也死无对证。正所谓“黄金坏账，一卖了之”。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出售黄金时，人们从来不知道谁是买主的原因。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10日结束，惊出一身冷汗的中央银行家们觉得玩得太过火了，再加上国际黄金市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声称要告中央银行家们操纵黄金价格，各国政治家们也开始关注黄金价格问题。事情看来要闹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ason Agreement），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黄金近20年的熊市终于划上了句号，它预示着商品市场大牛市的到来。

    1999年是黄金战场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其意义相当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此以后，打压金价的企图，再也未能取得黄金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以美元为首的法币体系将在黄金的强大攻势面前，不断败退，直至最终崩溃。

    在控制黄金价格的主战场之外，国家银行家还开辟了第二战场，那就是舆论战和学术战。国际银行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学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法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在照样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他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家）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保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发的纸币会有一天造成债务问题。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的约翰.劳的翻版。他们选择漠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铁律，而故意以某些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思维定式中的速度来印刷纸币，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欺骗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消除商业周期，确保全民就业和永远繁荣。这意味着某些经济学家为着特定政治倾向而制定政策，在不用他们自己的金钱在市场中冒险的前提下，以当年约翰.劳一般的智慧，对经济事务无所不知，任意决定货币、财政、税收、贸易、价格、收入等政策，还告诉我们这样对我们最好。于是他们就‘微调’了我们的经济。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培养出来的，包括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著名的教材《经济学》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他的教材里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彩色图表。但是当读到他对黄金的观点时，才发现他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纵深而显得非常肤浅。他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对金钱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某些理由而选择故意忽略。”

    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对1968年以后的黄金价格双轨制的评论（ttier）中说：

    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黄金最终被完全去货币化了。它的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就像铜、小麦、银或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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