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回监狱。马尔卡斯伴随着我。帕希昂斯不给我感谢的机会就走掉了。

    对我的判决书的修改只有奉高等法院的命令才能进行。至于我，宣判前我就已决定不向运用旧法律原则的最高法院上诉；然而帕希昂斯的言行对我的思想就像对观众的思想一样起了作用。由于悲痛，斗争精神和人的尊严感在我心中似乎麻痹了，如今突然清醒过来；这会儿我感到，人不是为这种自私的灰心丧气——或者叫做隐忍，或者叫做淡泊——而生的。没有人能放弃对自己荣誉的关心而不同时放弃对荣誉原则的尊重。如果说为神秘的良心判决而牺牲自己的荣誉和生命是美好的，那么为不公正的迫害这类暴行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则是怯懦的。我感到对自己另眼相看了；我把这个重要的夜晚剩下的时间用来设法为自己恢复名誉，不屈不挠的劲头就像我以前一味听天由命一样。随着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希望又萌生了。爱德梅兴许既未发疯也没有遭受致命伤。她可能使我免诉；她可能痊愈。

    “谁知道呢？”我心里思量，“兴许她已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兴许正是她派帕希昂斯来帮助我的；我得恢复勇气，不让一些狡诈的人把我压倒，这样做无疑会遂她的心愿。”

    但怎么获得高等法院的这道命令呢？必须先有国王的敕令；谁去申请呢？对同样的案件，法院过去盲目仓猝从事，如今却可以任意拖拉，慢得要命，谁去催促呢？我的仇人们要陷害我，使我完全无能为力，谁能阻止呢？总而言之，谁会为我战斗呢？只有神甫才能这样做，但他已因我而进了牢房。他在诉讼中的慷慨行为已向我证明他仍是我的朋友，但他的热情受到了束缚。马尔卡斯地位卑微，语言不可捉摸，他又能做什么呢？夜晚来临，我怀着自有天助的希望睡着了，因为我曾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几个小时的睡眠使我头脑清醒；有人在我门外拔开插销发出声响，我睁开眼睛。噢，仁慈的上帝！看到我的战友阿瑟，六年期间我对他没有藏起过一个秘密的另一个自己，投入我的怀抱，我是多么激动啊！我在接受这个来自上帝的爱的表示时，像个孩子似地哭了。阿瑟不信我有罪！他为费城图书馆搜集科学资料去巴黎，在那儿得知这个把我牵连进去的不幸案件。他与一切污蔑我的人争论，一刻也不耽误地赶来营救我，安慰我。

    我高兴地向他倾诉衷肠，告诉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他想当晚乘驿车回巴黎；但我求他先去圣赛韦尔替我打听爱德梅的情况；长得要命的四天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再说马尔卡斯从未提供过正确的细节，不符合我的要求。

    “你放心吧，”阿瑟说：“通过我，你一定能了解实情。我是相当好的外科医生，眼光正确。我将能如实告诉你应当担心什么或希望什么。从圣赛韦尔，我可以直接去巴黎。”

    两天以后，我收到他写来的一封详尽的长信。

    爱德梅处在一种非常奇特的状态。只要不让任何意外的事刺激她的神经，她就既不说话也不显得难受；然而，一听到能唤醒她痛苦记忆的话，她便惊厥过去。精神上的孤僻形成她痊愈的最大障碍。医疗方面什么都不缺乏；她有两位高明的医生和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士。勒布朗小姐看来也在很热心地照料她；但这个危险的侍女通过她的不得体的议论和不合适的提问往往伤害她。此外，阿瑟肯定地告诉我，即使爱德梅曾以为我有罪，并在这方面表示过意见，那也一定是在她发病前的某个阶段；因为至少十五天以来，她已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她经常打盹，但并不真正入睡；她可以吃些流质和半流质的食物，从不呻吟。医生问她痛不痛时，她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或摆摆手，答复总是否定的；她从不表示记得那曾经充满她生活的种种感情。可她对父亲的爱，这种在她心中如此深厚、如此强烈的情愫并没有消失。她常常泪如泉涌，但就在这时她似乎任何声音都听不见；他们徒然想让她明白，她的父亲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死去。她以恳求的手势拒绝的不是声音（它仿佛没有震响她的耳鼓），而是她周围的骚动；于是她双手捂着脸，缩在扶手椅里，将膝盖尽量顶向胸膛，好像陷入无法安慰的绝境。她不再能抑制这种无声的痛苦，也不再想抑制；她强大的意志本来可以平息最猛烈的风暴，如今却在死海上随波逐流，处在风平浪静的状态——按照阿瑟的说法，这是他历来见到的最痛苦景象。爱德梅仿佛想弃绝人世，勒布朗小姐为了考验她和刺激她，竟自作主张地贸然说她父亲死了；她点点头表示知道。几小时之后，医生试着让她明白她父亲还活着，她又示意她不相信。他们把骑士的活动坐椅推进她的卧室，父女俩面对面，竟彼此认不出来。不料，一会儿之后，爱德梅把她父亲当作一个幽灵，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浑身抽搐，倒在地上，致使一个伤口进裂，令人为她的生命担忧。从此以后，他们注意把父女俩分开，在爱德梅面前决不讲跟骑士有关的话。她把阿瑟错当成本地大夫，以与别人同样亲切、同样无动于衷的态度接待他。他不敢试着跟她谈到我；但他劝我别失望。爱德梅的症状中没有什么是时间和休息不能克服的；她热度不高，没有任何生命机能真正受到侵袭；伤口已几乎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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