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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