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军机大臣之外，清廷还有四个重要的官职，是北洋大臣、总理府衙门、直隶总督、武卫五军总节制。  在甲午以前，除武卫五军总节制之外，其他三个都是由李鸿章一人兼任。

    其算北洋大臣的责权极大，理论来说可以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这样重要的职务，自然是交给满人，因此由庆亲王出任。

    总理府衙门最初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它管理，和北洋大臣有相当一部份重合，主要是因为在曱午以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李鸿章兼任，现在又回归到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当然是由这方面最在行的李鸿章负责。

    武卫五军总节制实际是总督北京的军队，职务虽然不高，但却是至关重要，一向都是荣禄出任，现在当然也不例外。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未入军机，因此看似满汉平分秋色，但实际是满人稍胜一筹，慈禧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主要的持政官员确定下来之后，慈禧又以光绪的名议，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诏】，又称【辛丑变法诏】，正式宣布清廷变法，对清廷以前的做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且要求各地官员，都可以对朝廷的制度提议改革，这也是旧时空著名的清末新政。

    同时清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理变革新政的机构，叫督办政务处，负责办理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等变革事务。由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王韶、赵舒翘、鹿传霖、瞿鸿禨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参预。负责制订“新政”的各项措施，接受各地官吏章疏，办理全国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商务、邦交、刑律等事务。

    其实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己经开始反思以前的做为，有一点是确定的，是朝廷的制度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死守着老一套，大清非亡国不可，何况现在朝廷的大患可不仅仅是洋人，身边还多了海外华人这只猛虎，而且海外华人对朝廷的危胁更为巨大。

    现在慈禧也十分后悔，绕了一圈最后还是绕到变法这条路，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其实从慈禧心里来说，并不排斥变法，把她说成是保守派，也未免有些冤枉，如果慈禧真的保守，也不会有洋务运动了，而慈禧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正是由于戊戌变法威胁到了她的权力，因此慈禧才毫不犹豫的废掉变法，囚禁光绪，但现在想来，当初到不如由自己来主持变法，一来不会由光绪乱来，二来也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但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再回头拾起变法这面大旗来。

    当然，清廷回京之后，天津分治的问题也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海外华人暂时不会和朝廷翻脸，但漕粮、税银的运输问题却是要马解决的，于是慈禧立刻下令，命令直隶总督袁世凯立刻与海外华人进行协商，尽快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

    袁世凯也不敢怠慢，立刻向天津发公，要求立刻进行协商，落实青岛密约关于天津分治的协议，而李松晨接到了袁世凯的公之后，也马向华东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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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夏博海呵呵笑道：“清廷的这份诏写得到是不错啊，检讨总节的确实很深刻啊。”

    肖建军道：“检讨深刻有什么用，关建在于怎么做？”

    王云鹏点了点头，道：“秦政委，你怎么看清廷的这次新政，有可能成功吗？”

    秦铮摇了摇头，道：“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机率绝不超过5％。”

    收到了李松晨的报告以后，华东政府立刻招开行政会议，协商和清廷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本来这种行政会议，秦铮不应该出席，因为他是立法机构，但青岛密约是秦铮出面和李鸿章谈定，而且秦铮又熟知历史，于是还是请秦铮来参加这次行政会议。

    王云鹏道：“政委，为什么清廷的新政成功率不高呢？”

    秦铮道：“首先变法的动机不纯，不能说慈禧搞新政没有为了清廷富强的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持慈禧的权力，这注定了新政几乎不可能触及到清廷制度的根本，皇权专制，而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如科举、军事、财政、官制等方面做修正。当然任何变革都不是一蹴而的，先改革简单的，后改困难的，也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旧时空里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只要给淸廷足够的时间，清廷是可以完成这次变革。这样的说法从理论来说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在于清廷没有时间了，因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让清廷的威信力降到了最低点，民众，主要是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己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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