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怪乎杨凌想破了脑袋，也没能想清楚东宫为何非要致张伯和于死地。实际上，促使太子杨勇严令夏侯福逼迫张伯和北上劝降张仲坚的并非别人，正是将捐献粮食补充北境所需的张衡。

    前面咱们说了，高颖罢相后，萧子宝给杨勇献上了三条应对之策以确保储君之位不失，分别是寻良医医治独孤后的重病、向杨坚建言诛杀南陈后主陈叔宝和向江南富户募捐粮食补充北境之需。

    杨勇经过慎重考虑，暂时搁置了萧子宝提出的第二条计策，只向父皇杨坚建言在江南募捐粮食运往北境储放，以备不时之需。

    杨勇之所以首先采纳了萧子宝的这一条计策，概因此举既能建立自己的事功，又可令他的强劲对手，晋王杨广与江南富户之间产生矛盾，可谓是一举两得。

    可是，杨勇没有想到的是，留在江南，协助河间王杨弘主政江南的张衡接到朝廷下达的募粮旨意后，竟将募捐粮食的差使集中分派给了江南首富——广陵张伯和一家承担，这样一来，就使得杨勇离间杨广与江南富户的企图落了空。

    更令杨勇感到不安的是，近来从宫中传出消息称，几个月前名义上是前往广陵传诏并回乡省亲的内史舍人虞世基实则是奉父皇杨坚密旨，前往江南考察二弟杨广这些年来抚绥江南取得的各项政绩的，并且虞世基不久前回朝后，在写给父皇杨坚的禀报奏章中，盛赞杨广文武兼备，抚绥江南有功，已使江南平稳融入了大隋的疆域。

    同虞世基在这份奏章中列举出的杨广为抚绥江南而采取的诸如推行均田制、亲入佛门倡兴佛教等各项行之有效的举措相比，自己前几日向父皇建言面向江南富户募征粮食的那道奏章实在不值得一提，反而有印证虞世基奏章，提醒父皇在杨广的治理下，江南已成为天下富庶之地之嫌。

    恰在这个时候，他安插在江南的亲信，建康司马夏侯福给他发来了一封书信，向他报告了广陵张家的二管家张仓在岭南通匪资匪的案情。杨勇看罢这封信，遂产生了利用张仓通匪资匪这件事打击杨广，试图通过坐实广陵张家谋逆的罪名，给父皇杨坚造成杨广贻虎为患，姑息养奸，抚绥江南不力的印象，以挽回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局面。

    于是，他立即回信夏侯福，命他紧紧揪住张仓资匪这件事，利用张衡要张伯和亲自解运粮食到河北的机会，给张衡施加压力，逼迫张伯和前去劝降其弟张仲坚，待张伯和无法劝降张仲坚之后，就可以坐实张伯和通敌谋逆的罪名，进而达到诋毁杨广的目的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张伯和被迫离开广陵，解运粮食北上后不久，在路上染上了当时被视作是绝症的虐疾，勉强支撑到了并州，向汉王杨谅交割罢所捐献的粮食后就一病不起，半个月后竟在并州不治身亡了。

    张伯和在并州病亡的消息由汉王杨谅派人回长安向杨勇作了禀报。张伯和未能按照杨勇设计的那样劝降张仲坚不成，在坐实张家谋逆罪名前就过早的病亡了，造成了死无对证的事实，从而迫使杨勇不得不取消了原先的计划。

    与此同时，唐介休顺利地从岭南采购到了上等的安息香和苏和香，由杨勇进献给母后独孤伽罗后，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困扰独孤伽罗近一年之久的心悸、失眠等症状明显有所缓解。独孤伽罗感念长子献药为自己疗疾的孝心，在高颖罢相后，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没有再向杨坚建言另立储君一事，这样一来，杨勇一度因高颖罢相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初夏时节，按照近几年的惯例，每逢入夏，皇帝都要留太子在长安监国，携皇后、嫔妃前往歧州的仁寿行宫避署纳凉，直至秋凉方回长安。

    杨勇便打算趁父皇、母后都不在长安的这段时间，利用自己留在长安监国的有利时机，广泛笼络朝臣，培植党羽，以挽回因高颖罢相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局面。

    可是，眼瞅着已过了五月端午，仍不见父皇有前往仁寿宫避暑的动静，杨勇遂有些心急起来，密令他安插在大兴宫中的眼线时刻关注皇帝、皇后的动向，随时来报。

    又过了近半个月，终于有眼线来向杨勇禀报，皇帝已准备携皇后、嫔妃们前往歧州避署去了。杨勇得报大喜，遂将萧子宝等一班亲信朝臣召集来东宫，提前向他们分派了笼络朝臣的差使，只待皇帝、皇后的銮驾一离开长安，就可以分头行动了。

    然而，在这之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从大兴宫麟德殿接连传下的几道圣旨彻底打乱了杨勇的计划，并令他身不由已地陷入到了更大的恐慌和不安之中。

    循例，皇帝在每年离京前往仁寿行宫避暑前，都会下达一道诏旨，明确在自己离京后，暂由太子留京监国，除涉及重大军务、灾荒等紧急事务，概由太子主持处置。

    可是今年，杨坚在携独孤伽罗离京前下达的第一道诏旨却是，调广陵总管府长史张衡回朝担任黄门侍郎一职。

    黄门侍郎职掌大兴宫门禁，负责向皇帝呈递奏章等事项，虽然品秩只是从三品，与张衡之前的品秩相同，却是皇帝极为看重的一个官职，若非皇帝极为信任的官员，是决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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