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关于专心办好自己的差使，对建康那边的种种异动暂不采取应对措施，静观其变的想法客观来说，并不算错，反倒是身为晋王杨广身边的头号谋士，张衡在对朝局走向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做出的明智选择。

    可是，他却意想不到的是，对方此次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并没有直接攻击晋王杨广，而是把矛头先指向了他本人。

    大约在唐介休从张伯和手里掠取三百万贯现钱之后的十天之后，受太子杨勇指使，吏部侍郎萧子宝给隋高祖杨坚上了一道奏章，弹劾淮南道行台右仆射，广陵总管府长史张衡在受托暂掌江南政务期间，犯过三项重大错失，请求朝廷立即将张衡锁拿回京，交有司勘讯治罪。

    萧子宝在这道弹劾奏章中给张衡罗列出的三项罪名分别是：

    第一条罪名，平叛不力。萧子宝以建康总管府司马夏侯福近日派人摧毁了雁巢设在建康的秘密窝点江宁县牢为例，弹劾暂代杨广主政江南的张衡对雁巢残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以至于雁巢能在南陈帝都建康长期设有秘密窝点，网罗党羽，随时准备复辟南陈统治；

    第二条罪名，意图吞并张氏家产，占为已有。萧子宝举出了发生于平陵的白草山之争一案，向杨坚进言道，据查，张衡唆使已罢职之前飞狐驿长阴某人前往平陵，在明知张伯和早在十年前已从平陵顾氏手中购得白草山的情况下仍与顾氏后人签订了独家买断白草山上所产白草的书契，意图借此吞并张氏家产，据为已有，张衡此举犯了贪墨之罪，理应重处。

    第三条罪名，抚绥江南不力，致使岭南叛乱迭起。关于这一条罪名，萧子宝举了刚刚发生的交州俚帅李佛子率军叛乱的事例，指控张衡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抚绥江南，尤其是安抚岭南诸俚的大政方针，以至于激起了民变，罪不可赦。

    对萧子宝其人，尽管举朝皆知他是太子杨勇的亲信，但因此人与同为杨勇亲信的唐令则又有不同，并没有担任东宫的任何职务，也就是说，他是朝臣，而非东宫的宫僚，并且，吏部职掌纠核天下百官，萧子宝上章弹劾身为地方大员的张衡也属于他职份内的差使，在不了解其中隐情的外人眼中，本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绝不会把这道奏章同太子与晋王之争联系到一处的。

    先由夏侯福在杨广主政的江南搞出事端，再由萧子宝上章弹劾杨广身边的头号僚属张衡，这就是唐令则给太子杨勇献上的一条计策，其目的无非是要借打击晋王杨广达到保全东宫储位的目的。

    说起唐令则为何要向杨勇献计打击晋王杨广，就不能不啰嗦两句，顺便提一下这场夺宗之争的起因由来了。

    早在五年前，也就是开皇十三年那年，由皇后独孤伽罗亲自选定的太子妃元氏（北魏皇室之女）突然暴亡，因独孤后向知长子杨勇偏宠爱妾云氏，元氏长期受到杨勇冷落，便疑心是云氏窜掇杨勇使毒毒死了元氏，一怒之下向隋高祖杨坚进言，要废除长子杨勇，改立二皇子晋王杨广为东宫太子，并颁下诏书急召杨广回京接受册封。

    后因对杨勇毒杀太子妃元氏查无实据，且以尚书左仆射高颖为首的一干朝中重臣极力反对，杨坚和独孤伽罗只得暂时打消了另立新储的念头，但也因此使得太子杨勇对二弟杨广产生了极强的戒心。

    后来，杨勇借助猫鬼一案逼走了杨广在朝中的内援尚书右仆射杨素，并且一反以往温和、无为的做派，力主征讨辽东，降服桀骜不逊的高句丽，却没想到由他举荐担任东征主帅的汉王杨谅却兵败辽东，到头来还是晋王杨广临危受命，率军北伐，大破突厥，稳定了北境局势。

    这样一来，加之朝中宇文述、裴蕴等人的暗中活动，关于皇帝将另立新储的传言又开始流传起来了。

    杨勇自认文治武功远逊于二弟杨广，且因元妃暴亡一事又曾见疑于母后，所以为了避免开皇十三年的事情再次发生，急忙找来唐令则询问保全之策。

    唐令则经过审时度势，认为如直接弹劾晋王杨广极易招致皇帝皇后对杨勇的猜疑，倒不如采取迂回战术，在杨广长期主政的江南做做文章，便有了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

    隋高祖杨坚在大兴宫麟德殿内披阅到萧子宝弹劾张衡的这道奏章时，恰赶上他的小儿子，汉王杨谅从并州用六百里加急呈送回的一道奏章也到了。

    杨坚紧锁双眉，放下萧子宝的奏章，命随侍在旁的内史舍人虞世基口诵杨谅发来的这道奏章。

    虞世基原是南陈的旧臣，因其才华出众，且颇具孝行，受到隋高祖杨坚的青睐和喜爱，以一介布衣擢拔充任了内史合人一职，品秩虽不高，却因常伴皇帝左右，被朝中群臣视为后起之秀，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侍臣。

    虞世基展开奏章，操着一口新近学到的，尚不甚流利的关中口音向皇帝朗读起了汉王的这道奏章。

    巧的是，汉王杨谅在奏章中弹劾的竟是他的二哥，晋王杨广本人。

    杨谅指告杨广身为太尉，却不遵军中规矩，在受命率军大破突厥后，迟迟不交还所率领的河北兵马，仍无故滞留关外，建议杨坚下诏，责令其立即归还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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