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册198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

    张世家先是看信：

    “高密县文化馆的同志：

    见字如晤，十分荣幸收到你们的来信，《人民文学》编辑部已代你们转交江弦同志”

    大意就是你们的信，我们已经给江弦了，经他确认，知道你们高密县就是《红高粱》这篇的故事发生地点，我们也很惊讶。

    至于你们要的创作谈，我们也和江弦约了，他已经写了出来，并且刊发在了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已经随信赠于你们一册。

    张世家先是激动，因为从江弦嘴里确认了高密县就是《红高粱》的故事背景地点。

    听《人民文学》的编辑说，江弦还发表了一篇创作谈在第十期《人民文学》上，张世家赶忙翻开随信所赠的那册《人民文学》。

    翻开目录，很快找到创作谈所在那页。

    江弦说《红高粱》出版以后，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说这是寻根文学，但其实现在回想，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寻根意图，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无形的契合了寻根的文学主张。

    对于自己对高密县的了解，江弦把他归功于自己下乡插队的时候，因为无聊，经常和其他知青凑在一块儿听故事。

    大家知道的故事都不多，所以一个故事能翻来覆去的听好几遍。

    至于高密县的几件事情，是他从一个知青那儿听来的，故事的来源，是因为那个知青有高密县的县志。

    张世家有点失望，他还真以为江弦或许在某个时候来过高密，这才把高密写的这样漂亮。

    不过他的这一点失望只是短暂的，看完后面的内容，张世家激动不已，扬起书稿就往馆长那儿跑。

    “您看看这个。”

    他把第10期的《人民文学》放到馆长面前。

    “什么东西，大惊小怪。”

    馆长喝了口水，看完张世家让他看的文章以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咱们高密县还有这样的人物？”

    江弦在文章里，说余占鳌这个人物借鉴了高密县的一个姓曹的人的生平经历。

    说是原型其实算不上，因为这个人不跟余占鳌一样是土匪，人家有文化，甚至还上过大学。

    不过几桩大事都是这个曹XX干过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红高粱》写的那场伏击战。

    馆长和张世家赶紧查阅县志，果然查到，在民国时期，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

    其间，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

    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

    曹XX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XX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

    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

    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

    查到这些事情以后，馆长和张世家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甚至有点自豪。

    馆长又觉得遗憾，“可惜这个曹XX是那边的人，不值得宣传，更不值得树碑立传。”

    张世家却觉得可以换个角度。

    “又不是光他自己参加了这次战斗，还有我们的老百姓呢，他们也流了血。”

    馆长一想，顿觉张世家是个天才。

    是啊。

    我们高密的先辈们都为这片土地流了血！

    有些人还丢了命。

    怎么就不值得为他们树碑立传？

    想通这一点，馆长马上决定继续在高密扩大《红高粱》这篇的影响力。

    张世家回去以后也写东西。

    他给管谟业写信。

    他要告诉他。

    江弦《红高粱》在家乡越来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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