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俩人回去一人抱一个奖杯，谁也别跟谁抢。”

    “可不么，一个金鸡一个百花，这下可好了，两口子把金鸡百花俩奖全凑足了。”

    等朱琳重新抱着奖杯回到座位上，笑盈盈的把奖杯放到江弦手上。

    “明年我争取再拿个金鸡。”

    “目标这么小？”

    江弦说，“要拿就把金鸡、百花全都拿了，明年拿个双影后。”

    “金鸡、百花全都拿了？”

    朱琳吓了一跳，“我可没那个本事，那得拍一部《庐山恋》那么火的电影才有可能。”

    “《庐山恋》算什么.”江弦欲言又止。

    他知道《少林寺》将创造一个中国票房的奇迹，但是朱琳并不知道。

    颁奖结束以后是文艺演出。

    大概分为音乐、舞蹈、器乐。

    搞得还是非常宏大的。

    规格很高，都是SX省乐团、歌舞团、歌剧团，然后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央乐团.

    上台的都是老艺术家。

    在这当中，资历比较浅的居然是李谷一。

    她还年轻着，嗓音条件非常优质，非常能打，一连唱了三首：

    《记忆》《知音》《一生最美是青春》

    这两年，由于歌曲中“半声”唱法的运用，李谷一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批为“靡靡之音”“黄色歌女”。

    这一次让她登台亮相，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弹，告诉文艺界：

    一个敏感的时期要过去了。

    文化艺术可以开始向着更多元的面貌发展了。

    这种环境的信号对江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红高粱》这篇比《高山下的花环》来的更“大逆不道”，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

    为什么重新理解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

    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

    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

    既然都没经历过，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

    所以要重新理解，用新的手法创作。

    这种创作上的突破，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

    就说《红高粱》这本，放到一年以前，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

    但在现在刊发，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基本没什么风险。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

    就像是上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徐中玉在《中青报》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的通信》，隆重推荐《红高粱》这篇。

    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红高粱》这篇。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

    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中青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

    由此可窥一斑。

    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徐中玉和《中青报》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颁奖结束，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

    江弦摸了摸奖杯，忍不住感叹，“还是搞电影的大方，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也没到手一个奖杯。”

    对这个最佳编剧奖，他还是非常珍视的。

    百花奖以前有最佳编剧奖，第一届给了夏衍和水华，第二届给了李凖

    如今他拿到手的虽然是金鸡奖，但也是如今仅有的编剧奖项。

    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百花最佳编剧的延续。

    一想到夏衍、李凖这些人赋予编剧奖项的意义和荣耀，江弦就感到一种极大的光荣。

    “夏衍同志给我写信了！”朱琳兴冲冲的给江弦说。

    不论是夏衍的身份，还是他在电影界代表的地位，还是他作为金鸡奖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

    他的来信足以令任何演员欢欣鼓舞。

    “写什么了？”

    “你看。”

    江弦从朱琳手上接过信件。

    他仔细看了一遍，老一辈的艺术家写信还是习惯于从右往左、从上往下的行书。

    信的内容大概就是祝贺朱琳获奖，勉励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复兴和进步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这是夏衍同志认可了你，对你的鼓励。”江弦也为朱琳感到高兴。

    “收好吧，这是老爷子亲笔的手稿，值得珍藏起来。”

    这信自然是相当珍贵。

    要知道，写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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