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主国的中原王朝，则秉持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行事。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前来朝贡的国家使节们，中原王朝会回赠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其所贡献之物的丰厚赏赐。

    以确保这些外国使臣，能够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

    郑和率领庞大舰队远航西洋之举，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朝贡体系”的具体体现之一。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航海行动并无丝毫商业意图掺杂其中。

    非但如此组建这支规模宏大的船队，本身就耗费巨大。

    再加上船上所装载，用于赏赐他国的各类珍稀物品，更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开支。

    据明代王士性所著的《广志绎》卷一，中明确记载道：“本朝初年之时，国库充盈丰裕。

    那位备受尊崇的三宝太监郑和，奉旨西行下海，携带白银多达七百多万两。

    历经整整十年岁月，最终归来时竟然还剩下一百余万两银子未曾用尽。”

    由此可见这场声势浩大的远洋航行活动，虽然彰显了大明帝国的强盛国力，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无疑是一项沉重负担。

    由于无法获得直接且可观的经济效益回报，大明逐渐无力继续维持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探险活动，最终导致了其远洋事业的衰落。

    从上述浩如烟海、卷帙繁多的历史资料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洞察到这样一个事实。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下西洋。

    这一壮举竟然耗费了，高达六百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如此巨额的开销，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当这支气势磅礴的船队历经千辛万苦，从遥远的西洋胜利返航。

    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满载而归的宝船之中，并未装载着来自异国他乡的实用性商品。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堆堆价值连城、璀璨夺目的昂贵珠宝。

    面对此情此景，那位曾辅佐明孝宗成功缔造出“弘治中兴”盛世局面的重臣——刘大夏。

    不禁痛心疾首地批判道：“三宝太监郑和此番下西洋之行，靡费钱粮多达数千万之巨。

    更有无数英勇无畏的军民，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代价简直不可估量。

    即便最终真的获得了些许珍宝凯旋归来，但对于咱们国家，又能有什么实质性的益处呢？

    说到底这不过，只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弊政罢了！”

    平心而论刘大夏的这番言辞，若从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来审视，倒也并非毫无根据可言。

    毕竟倘若远洋航行，无法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作为坚实后盾。

    那么郑和下西洋这项宏伟计划，最终被迫搁浅乃至终止，似乎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彼时的欧洲各国大多穷困潦倒。

    甚至就连高高在上的王室成员们也时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以至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商人们借贷度日。

    正因如此一旦他们意识到远洋航行，乃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

    无论是尊贵无比的王室贵族，还是普通平凡的市井百姓，皆心甘情愿、齐心协力地投身其中。

    共同追逐那片充满无限可能的蓝色海洋，所带来的财富与荣耀。

    例如那位来自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堪称远洋航行领域的卓越先驱者，以及强有力的组织者。

    众多声名显赫之辈，如达·伽马、哥伦布还有麦哲伦等人。

    皆因受到王室的鼎力相助，从而得以成就一番伟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甚至与哥伦布签署了那份举世闻名的《圣大菲协定》。

    此协定明确指出：“西班牙国王乃是所有崭新发现之地，当之无愧的宗主及统治者。

    同时西班牙国王委任哥伦布，担任上述地域的总督、钦差大臣以及海军司令等要职。

    赋予其获取当地全部收入，十分之一的权利。”

    鉴于自身的海外开疆拓土规划，未来极有可能重蹈郑和下西洋的覆辙。

    即在最为辉煌璀璨之际，无奈遭遇中途夭折之命运。

    因此自那回与父亲和兄长深入交谈过后，朱棡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与琉球国中山王察度的弟弟泰期紧密联系。

    他满心期盼能够成功推动，大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的应运而生。

    “大明王朝早已精心筹备妥当，决定在国子监与福州两处，特别设立用于接待来自藩属国留学生的琉球馆。

    这样一来那些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年轻学子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沉浸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且浩如烟海的华夏文化里。

    尽情地吸收其中，蕴含着的无穷无尽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在这些优秀的学子当中，表现最为出色、鹤立鸡群者。

    甚至还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有可能在朝廷的殿堂之上，谋求到一份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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