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按照省作协的安排参加今年中国作协在杭州举行的“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除了国内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各大杂志社主编，各省作协还要作协领导参加。

    秦省作协“四驾马车”全体出动，陈中时、陆遥贾平娃和方明华。

    虽然大热天千里迢迢跑到比西京还热的杭州开会，方明华心里不愿意，但这是作协安排自己没理由拒绝。

    还有个原因，在申城的赵红军前几天打电话过来说，去年你来申城不是说让我帮你留意老洋房吗？现在有一栋洋房要出售，你有时间过来看看。

    既然如此，方明华就决定先去开会，会议结束后再去申城看房，反正杭州距离申城也没多远。

    列车行驶在江南。

    和北方平原不同，外面的田野上种着绿油油的水稻，一片接一片，看上去夏意盎然。

    四人座的是软卧——按照规定，厅级干部出差可以享受软卧待遇，大家当然不会苛刻自己。

    别说软卧床铺空间要比硬卧大些，而且都是四人一个包间，还有门，私密性强聊天也安全。

    几人看着窗外的江南夏景，喝着方明华从家里带来的特级龙井，聊着天。

    “喂，你们不知道不？我听说这次研讨会有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人文精神大讨论。”

    说话的是贾平娃。

    他坐在下铺，手里夹着一支烟。

    四个人里面三个大烟枪，方明华也只好默默忍受，好在他虽然不抽烟，但不像女人，对烟味敏感。

    他现在正躺在上铺带着耳机听着一首新歌，正是那首号称九十年代“四大村花”之一的《阿莲》，戴军唱的，现在听起来蛮有味道的。

    边听边哼，突然听到下铺的贾平娃冒出这句话，立刻摘下耳机，翻过身看着他。

    “贾哥，这次开会的会议议程上不是没这项内容吗？”

    “临时加的，我听说许多文人作家呼吁在这会上再讨论讨论，作协领导同意了。”

    卧槽！

    又是那个人文精神大讨论！

    从93年下半年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已经开展了两年好像还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还愈演愈烈的迹象，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

    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进了讨论，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当然这两年里最出名的还是“二王之争”（王濛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二张共鸣”指的是作家张承志在1993年《十月》发表《以笔为旗》一文，张炜在1993年3月2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一文，共同表现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倡导树起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

    此后，张承志又发表《撕名片的方法》、《清洁精神》、《撕了你的名片》等文，张炜又发表了《忧愤的归途》、《夜思》、《独语》等，与此同时，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文呼应。这批作家围绕“道德理想主义”进行了探讨，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但王濛却独树一帜。

    王濛对于那些青年学者对于王硕的批评持反对意见的！

    王濛曾在93年《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为“王朔现象”辨护。随后，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批评。

    王彬彬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后因军籍在身，回到南京军区，在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任职，是最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之一。看到王濛写的这篇文章，立刻写了一篇名叫《过于聪明的作家》一文批评王蒙。

    王蒙毫不客气又写了一遍《黑马与黑驹》一文回应。王彬彬也不甘示弱，索性以“黑驹斋”自许，连发两篇文章以更激烈的言辞反驳。

    作家刘心武于曾经是王濛的部下又是好友，就在今年《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发表《高长虹的湮灭》一文，“劝告某些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以骂名人成名。

    ”王彬彬马上就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反驳刘心武。

    方明华看了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说白了，刚开始还是探讨人文精神，到最后都已经脱离学术范畴，成了意气之争。

    本来这件事也结束，结果那个王硕不知道是不甘寂寞还是会咽不下这口气，就在今年春天，在《文化导刊》四版分期登载《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指责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使得已趋平静的“二王之争”又起波澜。

    文坛一下又热闹起来。

    在这个气氛下召开这次文学研讨会，肯定有人想把这个话题引到会议上来。

    不过方明华真心不喜欢谈这个。

    双方都是文学界的风云人物，谁能说服谁？

    当然，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好事，但最害怕就是变成了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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