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身累心更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担心出什么事。”

    “是啊.”韩少工也颇有感受：“国内大环境稍有风吹草动，首先倒霉的就是文学界。说实在，我也感到累，准备重新拿起笔写点东西。”

    “不过，韩主席，我看了办的一期《海南纪实》办的挺有特色的。”方明华又说道。

    提起《海南纪实》，韩少工情绪明显高涨。

    “不瞒你说，去年年10月，《海南纪实》第一期正式出版，你知道发行量多少？60万份！”

    60万？

    这个数字也让方明华感到吃惊。

    自己当主编的时候，《延河》最高的发行量也只有60万份，人家第一期就达到了。

    “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却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说到这里，韩少工颇为自豪。

    “确实能赚钱。”方明华听来了笑道。

    “是啊，但太赚钱也未必是件好事。”韩少工语锋突然一转：“钱多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

    “韩主席，你属于后者。”

    “算是吧，相对文学就显得单纯许多，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方主席，你说对不对？”

    方明华听了点点头：“不过，马上就要进入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写作环境和八十年代估计会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时代马上就要变了。”韩少工感慨道。

    开车从作协返回望海楼，方明华想着刚才和韩少工的谈话，他又想到前不久去银川和张先亮的接触。

    两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身上都带有商业化色彩，只不过张先亮更彻底更具有市场化，具有商人敏锐的洞察力，所以创办了西部影视城，成为一代文人土豪。

    而韩少工的身上更多有一种乌托邦色彩，他参考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创办了《海南纪实》杂志。

    但即将到来九十年代不需要这些，滚滚而来是横扫一切市场经济大潮。

    “起风了。”

    方明华看着街道边椰子树开始摇摆，感慨了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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