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

    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负担其实更重。

    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

    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

    现在，刘贺要经营西域，要开发南方，要殖民新大陆，处处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

    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

    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

    如此一来，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

    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摊丁入亩”。

    算赋和口钱减了，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于是他的视线自然就转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这笔钱从他们的身上刮回来。

    于是就在财产税之外，再向他们征收一笔奴隶税：每占有一个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钱。

    一份奴隶税可以顶三十个良家的算赋和口钱，而大汉的奴婢起码有百万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赋和口钱的缺额补上。

    这样的一笔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对于巨室富户而言，其实不算太重，他们能出得起这笔钱，所以也不会反对的。

    就算反对其实也没有用，那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军可不是吃素的。

    给世家大族加税就像卡脖子，既要他们难受，又不至于把他们卡死。

    除了以上的这三大举措之外，刘贺对其他的一些杂税也进行了改革。

    总的原则就两条：一是“农为主，商为辅”，二是“打击巨室，扶助寒门”。

    另外，刘贺还在朝堂上增设了一个新的衙署——税务寺，其长官为品秩为两千石的大税长。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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