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熊，习惯于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技术。

    这种举国体制不能说有错，起码在军工领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两弹一星，只需要考虑芯片可不可靠，而从不考虑良品率和成本。

    但是这一套放在民用芯片上，却根本行不通。

    军用芯片，成本高一点没关系，速度慢一点没问题，质量差一些不要紧，只需要解决‘有’的问题即可。

    但这三点却是民用芯片的命脉。

    只有在电路设计、晶圆厂制造、封装测试等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才能生产出市场能接受的芯片。

    这个加工工艺和生产流程，就像老钢厂工人看一下钢水颜色就能判断温度一样，充满了很多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技术诀窍，完全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你集中几千人攻关就能解决的，只能在无数次的生产中慢慢摸索出来。

    可是华国军用芯片领域那一点点的需求，根本无法支持芯片大规模生产。

    华国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在改开之前的一次科技发展座谈会上发言说：

    “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樱花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那个年代，全国很多人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又哪来的民用芯片需求呢？

    如果没有大规模消费应用后的利润反哺，国产芯片每一次‘全力攻关’，实际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又一次的吸血。

    所以，华国当年空守着不算太落伍的技术，却无法投产，没法通过市场检验和利润反哺进行技术迭代。

    在那次座谈会两年前的1975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研究出华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在国际上不算最先进，却远远超越夷洲岛和高丽。

    但那又如何呢？

    两弹一星不需要快速迭代，几十年前制造的东风5至今仍是华国战略核武器的中坚。

    军用芯片，它是讲究稳定性以及特殊时期的模块化换装，所以它对技术的更迭并不敏感，只要造出来了，用个十几二十年那是常事，没听说过导弹上的芯片每年更换的。

    但民用芯片不行，民用芯片是个胜者通吃的行业，弱肉强食，根本没有落后者的立足之地，十分残酷。

    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你别管普通人到底用不用得足这个性能，作为买家的普通人，没人不希望性能上面的数字越来越大的。

    所以，你如果不追随技术进步，那生产出来产品就没人买，只能亏损倒闭。

    这个迭代的过程，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而资本的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上一代芯片在民用市场上挣的钱。

    当时的华国，缺的就是钱。

    所以，在此刻的桃乃穆香内看来，华国要想真正重新发展半导体，除了砸钱砸人，还得再一次启动至少是芯片上的举国体制，来造就一个封闭的垄断市场，如此才能哺育出新一代的本土半导体巨头。

    但是，华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了。

    拥抱世界，意味着市场的全面放开，如果搞封闭垄断，而导致整体经济再度被封锁，那么对华国而言，得不偿失。

    所以，华国只能成为半导体全球产业链中间的一环，而非拥有技术碾压实力的链主国家。

    链条，在链主面前，可以卑微到什么地步，看看樱花在阿美莉卡面前是什么孙子样就知道了。

    所以，她格外的理解此刻石广勇的苦涩心情。

    石广勇看了看妻子那只握住自己手掌的小手，却出人意料的笑了起来，反手拍拍她，而后将她拉了过来坐在自己身边。

    他觉得王校长想实现的大类学科交叉培养，其实在他家已经实现了。

    在两个人平常的交流中，他也对半导体行业研究颇深。

    没办法，妻子原来的专业便是这个，为了夫妻之间的共同话题，他也会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显然他一个文科生，是肯定没法具体研究工科学科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半导体行业在各国的兴衰。

    所以，他自认为他应该是全华国最懂半导体行业的经济学家了。

    在妻子诧异的眼神里，石广勇一脸微笑的继续讲着故事，“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国家的领导们也很着急，那位老人有一天找来王守武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这个问题，让桃乃穆香内想笑又不敢笑。

    一是那位老人她的确非常的佩服，二是在自家这狂热爱国者老公面前嘲笑那位老人，她脑子还没犯病。

    不过石广勇却耸了耸肩膀，“想笑就笑呗。”

    他双手一摊，“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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