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醒来之后，先摸了摸床，让方圆吃惊的是，床竟然是湿的。方圆陡然坐起来，四下里张望，没有女子在视线里。但床为什么是湿的呢？

    方圆用手摸了摸湿处，没有粘乎乎的感觉，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也没有任何异味。方圆惊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自己什么时候把这里给弄湿了呢？坐起来后，方圆看到了脚下的地毯上，一个水杯躺在那里，水洒了一地。这个水杯怎么会躺在地上？自己在喝醉之后，中间还有过喝水吗？这些细节，方圆已经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拿起手机，看到了三个示接电话，都是冯彦打来的。

    方圆给冯彦回过去：“我睡着了，喝醉了，没接到你的电话。”

    冯彦说：“方圆，我要谢谢你。你的办法很给力。叶书记不但签批了这个文件，而且还很细致地了解了我的设想。我没有隐瞒，告诉叶书记，这里面有你的功劳。下午，市人社局局长董希斌，给我打了电话，表示要拜访我，商谈下一步如何开展好这项工作，把叶书记的指示精神贯彻下去。”

    方圆说：“祝贺！开一个好头，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加油！”

    冯彦说：“谢谢。对于下一步工作，你还有什么建议？”

    方圆说：“合作多赢！把你的想法、打算，跟闵健他们通通气。功劳大家都有一份，但谁也争不去政委的第一功劳。”

    冯彦说：“好，我现在就去找闵健。”

    方圆穿好外套，悄然出门，打上一辆出租车，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警备区。方圆的心情不错，虽然脑袋还是昏沉沉的。不管怎么说，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到地上了。

    2009年1月30日，正月初五。汪兴邦领着政策研究室、职教科的工作人员，早早就来到了教育局。正月初十，要开教育工作会，时间已经是非常紧急了。而且，省长要到东州来，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这让汪兴邦怎能不着急？

    这一天，孙红军、张元庆也早早来到了教育局。都是心里想着工作的人呢！

    大家没有给方圆打电话。正月初一那天，拜年的人排成了长龙，让大家都知道方圆在这个假期里会有多忙！而且，按照中国的体制，上级可以管下级，但在一个部门里，没人管一把手。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是当前这一体制最难解决的问题。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一号，都几乎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试问，谁敢监督一号？最大的一号，又有谁能监督？想当年，在另一个国度，某个总统，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被一个小小的独立检察官给搞得差一点进监狱，被议会弹劾差一点通过。这就是有效监督和实质监督。

    方圆被市委和市纪委这两个上级部门监督着，但在教育局，谁来监督方圆？孙红军所谓的监督，是名义上的；和平作为教育局纪委书记，更不敢去监督顶头上司。

    但方圆在大家到了不久，也来到了教育局。方圆也是一个想着工作的人呢！

    大家看到方圆，不管初一拜年没拜年的，也都热情地跟方圆寒暄拜年。方圆心情不错，红光满面。没人知道方圆为什么这么高兴，有人恶趣味地想：过年方局长又发了大财吧？

    方圆看到了借调过来帮忙的阮少修。方圆说：“少修，跟着汪局长、申科长他们，好好地学习。”阮少修说：“是的，我一定好好学。不来教育局，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了教育局，在跟汪局长、申科长、小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不懂；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井底的青蛙，原来只看到那么一巴掌大的天。”

    方圆说：“基层微观，高层宏观。东州5中，固然很重要，但放眼全东州教育，只不过是1400多学校中的一所。想想看，全市的高中就有134所。所以少修到了教育局帮忙，要学习的不仅是怎样写好公文，更要学习宏观的思维，站在全局、全市看问题的角度。”

    申军的心里有点难受：难道方圆想用阮少修来替代自己吗？有了这个想法，申军对阮少修多了几分嫉恨，也多了几分提防。

    方圆说：“大家忙吧。”

    方圆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张元庆如影随形。张元庆动作麻利自然地给方圆擦好桌子、泡好茶水，向方圆请示：“局长，大家中午吃饭怎么安排？”

    方圆说：“就到教育局对面的饭店，找一处开门营业的，大家一起吃。吃得好一点，但不喝酒。”

    张元庆说：“好。”

    方圆说：“以前教育局有没有加班费？”

    张元庆说：“机关加班，一般都没有加班费。”

    方圆说：“这一块的经费，是否方便做出来？”

    张元庆说：“可以的。”

    方圆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单位组织的加班，安排工作餐，也要支付加班费。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会有劲头。”

    张元庆问：“多少的标准？”

    方圆说：“工作餐的标准，每人不低于30元不高于60元；加班费，半天50元，一天100元，你看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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