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岑百强的请求，方圆有一点点犹豫。毕竟，自己也不是万能的。但是，当方圆想到了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的道理，便豁然开朗。虽然□□那边不认识谁，虽然省外的师范大学也没有自己的熟人，但是，省教育厅、省教研室、省内的清江师范大学、东州师范大学，都有自己的人脉。人家岑百强帮他方圆的时候，立刻答应；自己面对岑百强的请求，又怎么能推三阻四呢？

    方圆说：“岑书记，您说的北京那边，我恐怕还有一定的困难。省内您要聘请教育发展顾问，这个我可以牵线。”岑百强说：“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方圆说：“不过，我不能够担任延平县教育发展顾问。”岑百强说：“小方，你的顾虑我知道。说实话，市教育局的其他人，我还真看不上。包括你的顶头上司。”方圆说：“岑书记，您说的，其实只是我拒绝的一个方面。我毕竟是分管全市教育教学工作的副局长，如果担任了延平县的教育发展顾问，那另外的8个区县会怎么看？即便是我内心深处很偏爱延平教育，至少表面上要保持一碗水端平了。”岑百强说：“好吧。到时候，我县教育发展顾问公开的名单里，不会有你的名字。但是我在心里，已经把你看成是最重要的教育发展顾问。小方，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延平教育啊！”

    事情竟然还可以这样操作！方圆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流行的句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方圆刚才没有说《公务员法》里规定，不能兼任什么顾问之类。其实到了基层，很多的地方首长，一样要成为很多协会的主席、很多企业的顾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东州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会长，就是常务副市长邓云聪；再比如，市长宋云生担任某香港知名地产商在东州项目的发展顾问。像前者，还有公益的性质，完全就是无偿的奉献和服务；而后者，则是企业和市长互有所需。企业需要的是，可以相对低价竞拍到好地角的土地，同时，在地面附着物的征迁、方案的规划与规划调整、施工建设、综合配套等许多方面，如果有一个市长来担任发展顾问，那么很多部门就不敢吃拿卡要，就不敢给穿小鞋。遇到一些比较难以协调的事情，开发商可以把这件事交待给宋云生去办。而宋云生担任发展顾问，表面看客观讲确实是体现了市长重视发展经济，也确实能够推动这样的项目快签约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快竣工，从而产生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并迅速增长gdp，但私下里，这些企业怎么能忘记不给出了那么力，流了那么汗的市长一点心意呢？这一点“心意”，可不是一条烟、一瓶酒的问题，或许，这里面包括着更多的外面人所不知道的“心意”。为什么《公务员法》明文规定不允许公职人员担任企业的各类顾问，就是知道这里面蕴藏着□□的可能，是一片真正的灰色地带；而一些地方的市长、县长、局长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兼任一个又一个协会、企业的顾问或名誉职务，这里面是怎么个情况，大概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吧。

    方圆已经想明白了，其实担任延平县的教育发展顾问，每年的顾问费肯定少不了。而在担任顾问期间，每年来延平一趟，给延平教育发展提提意见和建议，然后再视察几所学校，几个幼儿园，是不是真正能够发挥出顾问的作用？或许真地很有作用。毕竟这些发展顾问，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理论造诣还是学术水平或前沿思维，都能为一个县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很有价值的思路参考。但顾问当中，是不是滥竽充数，是不是能够理论结合实践，这个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方圆说：“谢谢岑书记对我的信任。我呢，一定会积极地参与到延平教育事业发展中。我是东州教育局副局长，发展好9个区县的教育事业，这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岑百强哈哈大笑：“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小方你有没有时间？”方圆想了一想，说：“我明天在教育局。”岑百强说：“好，我让分管副县长明天找找你，当面跟你汇报汇报有关教育发展顾问的事情。”方圆说：“好。”

    方圆结束了与岑百强的通话，觉得心情好了许多。他打电话叫来了姜大成，商量如何率先实施草根课题的研究这项工作。姜大成说：“方书记，这项工作在周一的方案通过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先由各区县和局直属学校先征集课题，每个区县上报5个，局属单位上报1个，形成全市级的总课题群，总数在100个左右；然后，各个区县有区县级的课题，各所学校有学校级的课题。真正形成全市草根课题研究的新□□。在市级课题群汇总起来之后，将举行一次全市性的草根课题正式启动大会。那个时候，再请方书记过来主持。前期的这些具体工作，就由我们教科所来做。”方圆说：“好。”姜大成说：“方书记，关于《东州教育》杂志，我有些想法想跟您汇报汇报。”方圆说：“请讲。”姜大成说：“按照预期，我们准备在2009年1月正式出版第一期。虽然现在刊号还没有争取下来，但前期的准备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开展呢？”方圆说：“可以。”姜大成说：“第一期，肯定有个开刊的寄语，不知道请谁来写这一篇稿件？”方圆说：“你的想法呢？”姜大成说：“按照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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