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清就这样带着几分自信、几分神秘，离开了孙红军的办公室。孙红军即便是肚量也大，也忍不住酸酸地说：“耿清眼里只有方局长，根本不把我这个党委书记放在眼里啊！”

    一句话，把孙红军近半个月来似乎基本掌握了东州教育系统的全局的假象打回了原形：没有方圆的支持，孙红军即便是党委书记，也是寸步难行！不用说跟翟新文斗，就算是耿清、韩素贞，恐怕也不会听孙红军的半点指示。更别说曹本松的资历、年龄都摆在那里，汪兴邦本来就不服气自己是个副调研员，宋萍也同样是资历深厚，对于孙红军的上位正处实职党委书记，如果说没有看法或想法，那怎么可能？其实这才是孙红军在教育局的真实处境！固然想为东州教育做点事，但如果没有方圆的支持，手脚根本施展不开。如果真想离开方圆，在教育局党委会或局长办公会上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想法，恐怕也是非常难的。和平、宋萍都是典型的骑墙派，而其他人，又有谁真正能够支持孙红军？一个没有根基、资历很浅、勉强上位的党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点也不比郝丁一好多少。耿清的轻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方圆没有虚假地客套，而是很真诚地说：“孙书记，谁在打开局面之前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历史不相信眼泪，不相信抱怨，在打开局面的过程中，失败者将黯然离场，就像是郝丁一书记；胜利者也不是永久的胜利。我刚刚去5中工作的时候，多少人想收拾我啊！我刚刚被任命为教育局副主任督学，同样也是饱受排挤。孙书记，我们都是想为东州教育做点实实在在好事的人，所以我们会成为工作中的好朋友、好伙伴。但做好事，也是很不容易的，被掣肘的因素是很多的。比如，我想在新学期，改革教研室的工作方式，变教研员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基层的老师围着转，为教研员深入基层一线听课主动为基层学校、一线老师来服务。这样做，对基层学校、一线老师来说，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也是有利于东州教育发展的，但是如果真要实施，恐怕难度也不小。首先，反对这一新工作思路的，就是全体的教研员。教研员，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全市的学科老师转着他一个人转，没有什么职位的教研员到了基层，那肯定是教研室的领导陪着，学校的领导供奉着，老师们恨不能替教研员老师做了所有的杂务以赢得教研员老师的信任。这其实就是基层学校、一线老师为教研员服务，而完全没有发挥教研员为基层和一线老师指导的作用。从被服务到主动服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研员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基层学校和一线老师欢迎的，教研员们肯定会是反对的。这件好事，要真地做下去，如果没有全体教研员的支持，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教研室那边一直请我过去提出指导意见，我一直没过去，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想好，该怎样说服而不是压服教研员们，放下架子，主动为基层服务，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来教研。同样，孙书记您这里的党务工作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做点好事不容易。我想过，我们一直想出台培养优秀青年后备干部的制度，这绝对是利国利民利教育的好事。以党委口发文，接收单位肯定是基层的党支部或党总支。如果培养后备干部的工作都由基层党支部干了，校长的责任和权力体现在哪里？学校到底是校长说了算还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这都是要充分应对的。近的，咱就说这一次的公车，我从财政局争取来了5辆车，这是为教育局办了一件好事，但是由公车引起的明争暗斗，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其实还真不如不做这件好事。做了，别人不感激甚至多了几分怨恨，因为这是公车配的车；不做，别人不会怨恨，也犯不着因为这件事，而得罪某些同志。”

    孙红军感同身受。孙红军说：“感激还是有的，只不过感激多长时间，这个就另外再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是坐不上这崭新漂亮的凯美瑞的。但通过这一次分配公车所引发的一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这样的环境中，想做一件好事，也确实太不容易了。”方圆说：“所以啊，孙书记，我们今天该谈的都谈了，该说的都说啊，我们尽力了。”孙红军说：“是，我们问心无愧了。至于局面最后能演变到怎样的程度，这个，不完全是你、我说了算的。你放心地参加考察吧。教育局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跟你通气。”方圆说：“谢谢。”

    从孙红军的办公室里出来，和平已经等在那里。方圆问：“和大哥，有事吗？”和平说：“是啊，不跟你说说话，我这心里不踏实。走，来我办公室吧。”

    在和平办公室，和平亲自给方圆泡上一杯铁观音。和平说：“尝尝怎么样？福建安溪的，我战友捎过来的。”方圆喝了一口，说：“好茶。”和平说：“方局长喜欢的话，我这里有两斤，分你一半。”方圆说：“谢谢了。你给我就真拿了啊！”和平说：“难道我还跟你客气？”

    方圆知道，自己收了和平的茶，和平的心里会踏实很多。和平很不容易。看起来东州教育局是个小衙门，但这里面的勾心斗角，一点也不比大衙门少半分。本来方圆还没有想太多，但通过今天与各位副局的交流，方圆看到连孙红军这位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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