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老以为呢？”

    张亮基边上轿边道：“您曾涤生是在籍侍郎，随您怎么办吧。只要您肯出山，无论怎样，我湖南都能多一份力量。衙门也好，发审局也罢，那是您跟皇上之间的事，本部院可管不着。”

    送走了张亮基，曾国藩把国潢传进签押房，吩咐国潢带人，将“钦命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衙门”的匾额摘下来，然后到临街的招牌铺子订刻一块“湖南发审局”的匾额。

    国潢一听，登时愣住，说道：“大哥，衙门的匾额可是张抚台挂上的呀，您摘下来不合适啊！何况，在衙门里办差多神气呀。发审局，那不和劝捐局划成一个层次了吗？大哥，您听我一句话。这匾额啊，说什么也不能换。”

    曾国藩三角眼一立道：“澄侯，你又在胡说！照常理，帮办团练大臣是不准有衙门的。张中丞设了个衙门，不过是看在大哥做过侍郎的分上。长毛无论怎么闹，国家无论怎么用兵，朝廷的体制都不能乱。澄侯，你还没听懂大哥的话吗？”

    国潢很无奈地点了一下头，一脸不高兴地走出去。

    试问，“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衙门”和“湖南发审局”当真有什么区别吗？

    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

    按大清国定制，衙门都是国家在各省常设的办事机构，准用印，使用朱红印泥；而“局”“办”，则属国家在特定时期临时设立的办事机构，差事办结便撤消，不准用印，只准用关防，使用紫红色水。最初，大清在各省所常设的办事机构，只是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按察使司按察使两个衙门，而巡抚和总督则是临时派遣官员，所以用的是关防而非印。康熙以后，随着政局的稳定，清廷把巡抚和总督也定为常设，但仍使用紫红色水。

    曾国藩从看到“钦命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衙门”开始，便总觉得有些故意招摇，而“湖南发审局”则就贴切了许多。

    国潢走出后，曾国藩马上安排王荆七研墨，他则坐在案边，手抚胡须，一边喝茶水，一边打腹稿。

    王荆七把墨研好退出去，曾国藩又思考良久，这才铺开上折用的龙纹纸，挽起袖子，刷刷点点给朝廷上了到省城后的第一篇折子：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折曰：“奏为遵旨帮办团练匪事务，敬陈现办大概规模，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三日，准湖南巡抚兹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等因。钦此。又于十五日接巡抚函称：武昌省城被贼攻陷。闻信之下，不胜愤憾。贼势猖獗如此，于大局关系非轻！念我皇上宵旰南顾，不知若何焦灼。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即于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驰抵省城，与抚臣面商一切，相对感欷。

    伏惟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赀。小民倚财为命，即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若经理非人，更哗然而滋扰。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赀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流弊。

    至圣谕搜查土匪一节，前月抚臣张亮基曾有一札，严饬各州、县，查拿土匪、痞棍。令州县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专丁送信至抚臣署内，设法剿办。现在各州县遵札办理，屡破巨案，业有成效。臣又以信谕绅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团之匪徒，断不能掩本团绅耆之耳目。绅耆密告州县，州县密告抚臣，即日派人剿捕，可期无案不破。

    抑臣又有请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焰益炽，如湖南、安徽、江西毗连之省，皆为其所窥伺。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武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祁继光、近人传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谨将现办情形，敬陈大概。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折子写完。曾国藩想了想，又含毫命简，给朝廷上了一个“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

    片曰：“再，臣在京师十有四年，往年进京供职之时，臣之祖父母及父母皆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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