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学习写小说，总想找些奇谈巧遇，写出来令人“拍案惊奇”。近年来认识到真实和朴素的价值，就想极力避免那些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件。所以迟疑再三，不愿写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东重访少年时工作的地方，住在某县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间客房，不两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识了。我隔壁住着两夫妻，男的有六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声，女的有说有笑，满院子都是她的声音。男的早出晚归，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过分入时，在这小县城里颇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买鸡，买肉，买苹果，就在门前一个煤火炉上烧菜或是在井边洗衣服，再不就凑到人堆里扯闲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传达室和看门的于老汉闲谈。于老汉认识字，从《新观察》上读过我写的访日短文，就跟我打听日本的情形。谈话中间，那女人来了，于老汉招呼她坐，她摇摇头仍在门边站着，满有兴趣的听我闲聊。我对她没多少好印象，这时正和老汉谈日本的吃食，并没睬她。可是我正谈到兴头上，她兜头来了一句：

    “你净是胡扯，那地方不怎么样！”

    咦，这真奇了。我既不是对她说的，她又没到过日本，怎么能说我胡扯？

    “他们日本人好东西也做不出好味儿来，挺好的鱼，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恶心！做汤连点油也不放，放些小干鱼儿，恶腥气！”

    我有点生气的问：“还有啥不怎么样的？”

    “见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还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脚丫子冲着门！”

    “这么说你去过日本？”

    “才回来没半年。本来说住到年底的，我说啥也不住了，俺老头没法，跟我提前回来了。”

    这时候于老汉才插嘴告诉我：她的老头，就是那个满身油垢，整天不出声的人，是日本人，大伙叫他城山先生。地区汽车修造厂的技术员，到这儿的汽车修理厂帮忙来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装束有点扎眼，毛衣和筒裤都是货真价实日本产，比北京街头留长发蓄胡须的哥们身上地道的多。

    尽管对这人印象不好，但觉得自己态度也过于不逊了。我忙向她让坐，并打听她怎么会嫁给个日本人的。

    “我三十岁时死了男人，想找个没结过婚的，工资高点的，人老实点的，年纪大点的。中国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适。”

    “你在哪儿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个厂。我没进厂他就在那个厂了，从一解放他就在那个厂工作，是从解放区进城来的。”这时一阵劈劈啪啪的泥水声，城山先生从外边回来了，打着一把破伞，鞋子夹在腋下，赤着两只脚走到门口，朝我们看了一眼，几乎看不出的点点头，又朝里走了进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声，把头伸出门去，“你把伞在外边先落，把脚涮干净再进去！”

    城山先生站住脚，毕恭毕敬地听完，一声不响地走到井边涮脚去。夫人说是要给老头子打酒，赶到井边，一边数落城山先生出门不带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从他手里把伞夺了过去。进屋拿了酒瓶，一阵风跑出了招待所大门。

    城山先生引起我职业性的兴趣。我请县委开了介绍信，去汽车修配厂访问他。

    汽修厂的厂长老姜，原来在地区厂里和城山同事，请城山来帮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绍信很高兴，倒象要访问的是他本人，一口气介绍了城山许多好处：在战争时期就参加我们工作了。不怕危险，认真苦干，责任心强……总之，是个有觉悟的国际朋友。他有日本国籍，可是拒不接受额外照顾，只和中国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后，四处帮忙，从不要补差之类。

    我问：“日本侨民有几次分批回国，他怎么不走？”

    老姜说：“战争年代他为什么没走我不知道，建国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时他说中国才开始建设，正需要技术人员，他不能走。后来生产上正轨了，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当时日本生活很困难，失业的人不少，他又没走。再以后，他在这儿成了家，而且离退休的年纪也不远了，当然就更不走了。”

    “现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为他是先去看看情况，安排一下，以后回国。可是一年的护照，他三个月就回来了。”

    “为什么，就为他爱人过不惯那儿的生活？”

    “据他爱人说是这样，可也不象，也许中国这点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顶用，也许……谁知道呢，这个人近几年越来越沉闷了，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来！”

    等姜厂长领我到现场去找城山的时候，已经离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远了。城山正躺在一辆旧福特下边修车。老姜喊了好久，他才把头仰面朝天地从车下探出来，说：“正干着活，你叫啥哩？”——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

    “有记者访问你！”

    “这是干活的时候，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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