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心虽然有点怪癖，可人缘不错。我认识他的时候，算起来他也不过二十来岁，可给我的印象已经很老了。他又瘦又高，走起道来左右晃荡。戴的那副深度近视镜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用纳鞋底的线绳拴着。他从不用药，哪儿破了或是长疖子长疮，一律抹牙膏。他从不洗衣服，每过一些日子，就把军装脱下来按在煤油里泡一泡，然后晾干，说是“这比你们洗的干净，不仅不招虱子，什么菌也不招”。于是他的军装胸前、袖口和领边都闪耀着铁甲般的光辉，散发着真正“德士古”煤油的气味。用煤油泡衣服，是他的特权。他是“灯光组长”，管着两盏煤气灯和一桶煤油。“灯光组长”是兼职，他的正职是创作组员。他一直在写，但写出来的剧本从来没演出过，游击环境中，没有报刊杂志可以登载，剧本若不能演，就算白写了。创作组长是位女同志，有点母性的慈悲心肠，见别人睡了之后他还守着如豆的油灯，蹲在老百姓锅台上边写；写出来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进锅台下边去烧，实在太残忍。组长就和队长商量，每逢他写出新作后，让他在行军出发前，或是驻军闲暇时向全队朗读一遍，算作口头“发表”。他对这种发表方法，极为重视。每次朗读前都特意洗洗脸，还在他的日本水壶里灌一壶热水，每念完一场戏都往嘴里挤一点牙膏，用水送下去。他相信这能保持嗓音清亮。同志们也很欢迎他朗读作品，看成是一场娱乐。他的作品虽然没法公演，读起来却常有惊人之笔。他有回写了个快板剧，内容是抓特务，说两个农民自卫队员刨白薯，忽然从地里刨出个特务来（我已忘了那特务是怎么钻到地下去的了。只记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过日子）。特务想反抗，两个自卫队员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我的刀儿闪闪亮，我的枪口放银光。你要还是不投降，坚决把你毙来枪，毙来枪那个毙来枪，哐来令哐一令哐！”大家问他什么是“毙来枪”？他说：“白话就是枪毙。”

    朱彤心的兼职工作倒是干得十分出色，两个汽灯六个纱罩和他形影不离。汽灯和他那“铁甲”发出的气味，会熏得同班的人睡不着觉，他因此常常单独一人住在老乡的牛棚上层（苏北有些地方牛棚和猪圈是二层小楼，楼下养猪养牛，楼上放杂物）。队长叫通讯员小江给他当灯光助手。这小江莽里莽撞，打气时碰坏一个纱罩。从此他就再不许小江给灯打气。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戏里演个日本太君，正演到太君向汉奸队长布置机密任务，台上的汽灯忽然冒起了红火苗。小江心想救场如救火，不顾他的禁令，搬个椅子上台来打气。“日本太君”一见马上摆摆手说：“你的不要，开路开路！”他解下洋刀，自己上了椅子，对汉奸队长说：“你的扶着椅子！”他打完气，把椅子拉开，挂上洋刀又接着往下演戏。演汉奸的队员笑得答不上话来，朱彤心却小声说：“工作时间，你严肃一点好不？”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住在苏北一个水网地区的小村里，半夜突然来了敌人。大家睡得懵里懵懂爬起来就跑。人们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那里只有汽灯却没有人。敌人已进了村子，既不能大声喊又不能仔细找，只好抱着汽灯先跑出去。我那年十二岁，本来就跑不动，有个熟识的侦察员又送给我一双日本军队的大皮鞋。那鞋比我的脚要大个一寸多。也许那时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我穿着它心里美得不行。组长说了我几次，我也没舍得脱下来。这下子糟了。跑起来不光沉得要命，而且带子总开，一开了就绊脚，跑个三、二十步就停下结一回鞋带。那地方沟汊多、树木密，三结两结，我看不到前边人的影子了。先还听得见脚步声，顺脚步声去追却总被河沟挡住去路。最后干脆转了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一条深沟的堤岸边。我精疲力竭，浑身是汗，只好顺堤岸溜到沟里去。坐在沟底连歇气带辨别方向，顺便哭一场。后来有些年，我也想哭过，可怎么挤眼也掉不出泪来了，才体会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种享受。

    我正在享受哭的乐趣，听到了脚步声，赶紧收拾起眼泪，想观察一下来的是什么人。就听劈里啪啦一阵响，从堤上跌下一个人来。我拔腿就跑，沟里的冰冻得还不厚，我那皮鞋底子又硬，一踩上去马上“喀嚓”一声，就是一个水洼。我连着跑几步，“喀嚓”“喀嚓”响了几声，两只脚就全湿透了，冰水扎得我脚生疼。

    那跌翻在地的人说话了：“小邓，你别害怕，我是朱彤心。”

    我停住脚，问他：“刚才人们找你，你上哪儿去了？”

    他说他铺床时把稻穗错当稻草铺在身下了。那楼板矮，又有缝，底下的牛总伸头去拽稻穗，还用舌头舔他的脚。他睡不着，半夜搬到后院草棚里去睡，所以别人没找到他。他被尿憋醒，出去撒尿，听见前街上有人说话，有马喷鼻，说的不是中国话，知道来了鬼子。他去找汽灯，见汽灯已不在了，这才翻后墙跑了出来。可跑得急，把眼镜忘在草棚里了，一路上不是撞在树上就是跌进沟里，这已是第三回进沟。他问我队伍上哪儿去了？我说：“我要知道早就走了，还会在这儿蹲着吗？”他说：“不要紧，咱先看看情况再行动。瞎跑不行，弄不好反会钻进敌人窝里去！”

    我俩在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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