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胶,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粘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铮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晤,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土造***!”
“不,***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象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块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新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两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问:“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他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一九四一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去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光,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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