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岗是个狭长形的小镇，夹在濑户内海和一片长满翠竹和杉树的小山之间。它的南端有块凸出的角地，类似半岛，“椿岗曹达株式会社”就建在这半岛上。一连四个长筒形石灰炉，十几只涂了保护色的烟囱，把这秀丽的市镇弄得乌烟瘴气，站在山顶往下看，群山似翡翠，内海如水晶，中间却乱七八糟扔着一堆冒烟起火的垃圾。

    早晨六时，随着汽笛声，灰色的、褴褛的人群，躬着腰，夹着饭盒，急急忙忙的一边回答着小学生们的问候，一面挤进黑色厂门，集中到神社前广场上。作广播体操，作“东方遥拜”，背诵“社训”，每逢八日还要低下头来听读“宣战诏书”。然后顺着厂内满是管道、电缆的小路分散到各自的车间去。

    “药品部”在最南端，临海并立着两个车间，一个生产“硝酸加里”，一个生产“碳酸镁”。华工们给它起个外号叫“水火二狱”。“硝酸加里”车间除去水池就是水槽，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胶皮水管浇水抽水，就是用铁锹铁耙在结晶池内搅水，两只脚泡得脱皮，浮肿；“碳酸镁”车间的中心是两座几十米长的隧道式干燥炉和一架粉碎机，华工们推着一车车碳酸镁结晶块入炉出炉，在炉壁的烧烤和热风吹灼下个个皮肤干缩，满脸皱纹，十几二十岁的人就象六七十岁的老头子。碳酸镁粉灰堵塞住每一个毛孔，任凭你用高压空气吹，用热水泡，拿肥皂搓，都清除不净。人们把毛巾叠作三叠，连鼻子带嘴都蒙上，还是成天咳嗽，吐出象牙膏似的白色粘块。

    “碳酸镁”华工班长是张巨，“硝酸加里”的班长是宋玉珂。

    宋玉珂三十来岁，为人斯文、老实。他总收拾得整洁利落，脸上从不胡子拉碴。衣服补得平平正正。在一群邋里邋遢的华工中，他格外透着精神。他对于华工之间宗派纠纷，从不参与，如果请他调解，他却一定尽心。他不顶撞日本舍长、工头，不犯纪律，所以从没挨过打。可是他也不拍日本人马屁，不检举华工中的任何事情，因而也不招中国人骂。人们讲笑话，扯乱弹，他跟着捡笑，却不当主讲。因为他长得漂亮，跟日本女工们一块干活，她们都跟他说笑，他一律应酬，可从不认真。他跟谁也不亲，跟谁也不远。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对虎子处处关照。但这不会引起人们非议。虎子年岁小，他以大哥身分关照他，人们为此对老宋挺敬重。

    华工们是日本人用抓、骗、招、买各种办法，从各个地点弄来的。抓的人只管抓，卖的人只管卖，转到劳工协会手中按人头一过数就人钱两清。对于他们的祖宗三代，家庭出身并不过问。劳工协会把这些人送到门司。洗澡消毒。光着屁股排队，这一拨儿上秋田，那一队去山口……各有日本头人领走，与送的人再无关联。谁从哪里来，过去干什么，都不用打听。到了工矿，发个表填上姓名，张三李四，籍贯年龄，随你一写。反正是奴隶，有个名字用来招呼驱使，干的好给饭吃，干不好打鞭子，管那些闲白何用？所以华工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各自的真正面目。比如，人们只知宋玉珂是济南的教员，虎子是乡下的羊倌，谁也不知早在来日本之前他们就有交情。

    虎子被抓的当天，被关在火车站外关帝庙里。庙不大，抓来的人不断往里送，不大工夫就挤得坐不开了。日本鬼子就叫大伙都站起来，被抓的人估计不是要枪毙，就是抓劳工。哭爹叫娘的也有，呼天喊地的也有，虎子也呜呜的哭。紧挨他站着的一个人就说：“抓都抓来了，哭顶个啥用。白叫鬼子听了高兴！”

    虎子说：“你说的轻巧哩，我打了几天摆子，今天一天没吃饭，这腿软的棉花似的，光打颤站不住咧，我要象你这么壮实，谁哭谁是个孬种。”

    那人哦了一声，伸手抱住了虎子说：“这样你好受些不？”

    虎子觉得好受多了，可是眼泪更止不住了，不过他没再出声。半夜上了火车，他还挨着这人。闷罐车里比关帝庙还挤，也比关帝庙还黑，虎子就始终没看清这人的模样。天亮后到青岛的大港站打开车门放他们出来，虎子这才看清他，不由得叫了声：“妈呀，你不是……”

    宋玉珂捏了一下他的手。小声说：“千万记住，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虎子会意，把话咽回去了，并且从此当着人连话都不再跟宋玉珂说。可是心里却纳闷：“歌上都唱着，‘武工队员个个赛猛虎’，这只猛虎怎么落进笼子里来了呢？”——这就是那晚在油房里跟“鬼子同志”说话的人。

    上了船，看管的松了，宋玉珂才告诉他。武工队以为日本鬼子抓人，要在附近修据点，特派他打进来弄情报，谁知一来就走不脱了。宋玉珂两手一拍，说：“坏了醋了不是！命里该咱去留留洋！”

    宋玉珂原来是个教员，日本军队把小学校烧了，他一跺脚参加了游击队。还当文化教员。他正在申请入党。支部书记对他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不论人前人后，集体行动还是单独作战，都要以党员标准自觉的要求自己。”这话给他提出个作人的基本原则。给了他在困难时的精神支柱。他想：越是远离祖国、远离组织，越要紧记这句话，不然人在高压下，会蜕化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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