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以丰委实是一名实干派，当晚给廖克常等人的接风晚宴上没有饮酒，挑灯夜战将这份廖克常带来的财政草纲逐条逐款勾出几十条，翌日一早，连觉都没怎么睡就差人召见了廖克常和此行同来的一众南京各部财司、央行官员以及国营官榷商号的掌柜。

    开会讨论的内容就是一点，如何让辽州尽快的偿还中州一亿两债务。

    “按照中州财司央行的计划，我辽州要在济州府、光州府等沿海之地兴建六个商埠港口用于中辽二州通商所用。

    这六个商埠是出借给中州使用的，所有权还是在我辽州手上，是也不是？”

    廖克常点点头：“那是自然。”

    “既然是出借，为何没有租金？”俞以丰振振有词的说道：“兴建一个商埠，少说也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济州府、光州府等地虽然有天然的海港，加之原高丽、朝鲜等国也陆续兴扩，草草修葺一番就能直接拿来用，但不能因为我们辽州没花钱，你们中州就不给钱吧。”

    “不说参考泉州、广州、福州、松江等地的大型商埠，就说扬州漕运口岸，两淮盐商从朝廷手里租一个盐运口岸每年就是十万两租银加五万两盐引钱。

    我辽州提供的商埠口岸，再小也总比扬州漕运任意一个口岸大的多吧，多了本辅也不要，一个商埠一年五十万两租银很合理。”

    廖克常惊愕的直接脱口而出：“五十万两？万万不可能！”

    一个商埠口岸一年五十万两，六个一年就三百万两了，大明一年从辽州才能赚几个钱，哪有这么大方的道理。

    “怎么不可能。”俞以丰反问道：“广州市舶司一年从广州商埠收取到的租金高达一百七十万两，本辅这一个商埠才要五十万两，有哪里不可？”

    “广州港能拿来比吗？”

    廖克常直言道：“若是俞阁老能保证将来辽州开市的商埠每个月能有五千条通商海船进出，那下官也愿意以每年一百万两的价格来租借一个商埠。”

    “保证不了。”俞以丰倒是不含糊的直接摇头道：“就是因为本辅知道，我辽州的商埠不可能比的上广州港，因此本辅也没有漫天要价啊，只要五十万两，这是个很合理的价格。”

    廖克常还是坚定的摇头道：“毫不合理，下官能做主的，最多就是十五万两。”

    “四十万两。”

    “十八万两。”

    “三十五万两。”

    “二十万两。”

    两人，一个辽州的首辅大臣，一个中州大明的央行经济司副司长，此刻在衙司明堂之上，撸胳膊挽袖子的讨价还价，活生生像是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娘，吵的不亦乐乎。

    最终，商埠租金的价格被定在了二十六万两。

    六个商埠口岸，一年就是一百五十六万两的租金。

    俞以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这下，又为辽州争取了每年一百多万两的财政收入。

    说完了商埠租金的事，俞以丰又把话头引到了其他方面。

    “中州的国营商号还有民间商号想来辽州开办，本辅自然是极欢迎的，不过欢迎归欢迎，这该征的税总也得征吧。”

    “那是自然。”廖克常连丝毫的犹豫都没有便一口应下道：“国无税何以养国，早在辽州建制之前，禹王就说过，中央概不插手辽州的一应内政和税法。

    包括在这份草纲上，严行走还有夏部堂都给出了税法意见留给俞阁老参考，辽州百废待兴，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税法不应核定太高，田税三十税一、商税十五税一的比例是恰当合适的。”

    田税三十税一、商税十五税一，这个税法的比例是中原王朝在新兴时经常使用的，目的是藏富于民，好让民间迅速富裕起来，从而快速的繁衍生息，在以人口数量标榜国力的古代王朝时期是最好的国策。

    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仁宣之治这些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大治之世，国家税法基本都是围绕这个税收比例上下浮动。

    俞以丰亦是点头表示认可，不过他在随后加了一句：“本辅觉得，十五税一的商税还是高了些，为了刺激辽州的商品流通和商业繁荣，尽快通过商税收入偿还国债，本辅打算将商税降低到二十税一，即使是阶梯税制，封顶也不超过十税一。”

    二十税一递增到十税一，这个税收比例可是比中州还要少一大截。

    廖克常微微蹙了下眉头。

    辽州这么玩，就不怕大明的商人一窝蜂涌入辽州，将辽州的财富攫取一空吗。

    毕竟无论哪样商品的生产，辽州的生产水平和数量都远不及中州。

    简单来说，未来的二十到三十年时间里，辽州的进口支出一定会比出口收入多，就形成了贸易逆差。

    而辽州的商税又比中州本土低，在贸易逆差下，辽州的民间财富会很快被中州商人掠夺一空。

    俞以丰脑子糊涂了？

    正迷糊着，又听到俞以丰说道。

    “不过，对中州商人运货来辽州兜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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